下午茶 补拙野史
1967年1月4日夜间十点钟左右，以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冲击昆明军区，并占据军区大院。
第二天，造反派冲击云南省委大院，占据阎红彦的办公室。与此同时，一部分造反派违法抄了阎红彦的家。
不久，阎红彦的秘书揭发云南大学中文系1968级江姓学生拿走了阎红彦的金表。
据说阎红彦的金表是从瑞士进口的高级名表，是云南省最金贵的手表。
昆明师范学院的红卫兵从阎红彦的秘书口中得到情报，立即找到江姓学生，不由分说，押着他到云南大学教授新村（又称附中新村）他的家中，找到阎红彦的金表。
昆明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即刻找来剪刀将江姓学生的头发剪掉一半，是为“阴阳头”，押着他在云大校园游校，并到市区游街，然后扭送昆明市公安局。
坊间流传江姓学生还拿走了阎红彦家中的名家字画与中央绝秘密文件。他在公安局审查半个多月后，因罪名无法成立被释放。
江姓学生的父亲是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因民国年间担任过车里县县长，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官僚”、“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江姓学生将阎红彦的金表拿到家中的事件，给正在被批斗的江教授带来更多麻烦，受到更严酷的迫害。
今天，来华访问的越南总理阮春福接见中国越南问题专家黄兴球。黄兴球，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教授。200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获云南省2009年优秀博士论文奖。曾任广西民族大学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广西科学实验（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广西中国东盟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2010年起参与筹建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任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参加国家社科基金、国务院亚洲区域合作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广西社科规划、广西民族大学等13项课题的研究，独著、合著著作8部，论文数十篇。其中《老挝族群论》获得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获云南省2009年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到越南国家大学学习一年，到老挝文化信息部文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一年。他不仅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做学术交流，还熟悉越语和老挝语。他在《澎湃网》“问吧”上说：我是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教授黄兴球，关于中越之间的历史纠葛、现实问题，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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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4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黄兆其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东风广场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夜间十点钟左右，以黄兆其为首的造反派冲击昆明军区，并占据军区大院。
与此同时，南下串连学生发表“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大字报，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大字报很快印成传单在昆明地区散发。大街小巷出现“造反派必须大乱”的大标语。他们还把大标语贴到昆明军区大院内。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造反派。
很快批判“造反派必须大乱”大字报和传单迅速上街，占领了看大字报的闹市区和三家巷。“造反派必须大乱是反革命口号”的大标语也贴满大街小巷。
“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引起造反派内部的分裂。
有的人担忧，在“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上，昆明的群众已经分裂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就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如果造反派内部再大乱，昆明地区将出现更大混乱与纷争。
有的人则欣喜若狂。他们希望造反派内部也乱起来，越乱越好。
不久，造反派内部真的大乱起来，形成“八派”与“炮派”尖锐对立，并发展为激烈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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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得到“老干部”的指点。他们告诉初出茅庐的造反派，不能笼统的炮轰省委，要集中力量，矛头对准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干部是好的。要把知情的干部团结起来，才能更好打击阎红彦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依靠他们才能揭开省委的盖子，才能给云南省委致命打击。
于是，云南大学的造反派很快在省委、省政府机关的中上层干部串联，组织他们起来支持造反派，帮助造反派，共同对付阎红彦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1月5日，在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帮助下，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干部组织成立“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参加的共有107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级干部65人；一般干部13人。
联络站设在省政府接待处直接管理的翠湖宾馆。
省级机关的中上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参加中上层干部联络站，但他们都与中上层联络站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关系。
负责与省级机关中上层层干部联络站“联系”的主要负责人是云南大学物理系1962级学生，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负责人之一牛绍尧。他后来成为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
1月22日，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派组织从“大联委”中分离出来，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造反团为核心“大联委”指责“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是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参谋部，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破坏联合、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宣布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是反革命组织。
二月底，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评“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1967年3月10日“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宣布解散。
联络站宣布取消了，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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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底,，以云南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大中学生在胜利堂总部红卫兵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建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出身“红五类”，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文革初期，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官办“红卫兵”的骨干。
从毛泽东主席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他们先后赴北京朝拜毛泽东，学习首都革命造反经验。
他们读到毛泽东《给清华红卫兵的两封信》、《炮打司令部》等最高指示后，发现以前保卫省委、保卫（各级）党委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从北京回到昆明后，他们迅速“反戈一击”，宣布与官办“红卫兵总部”决裂，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与阎红彦为首的走资派血战到底，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云南。
1966年11月7日，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司令部联合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造反组织，高举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大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大旗，进驻西昌路弥勒寺云南省委大院，串联省委的机关干部起来造阎红彦为首的“黑省委”的反。
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继“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之后的第三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甚至超过前两个组织。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政策性也比前两个组织稍强。
1967年1月22日，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全部加入到“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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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6日，“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昆明市邮电工人战斗总队”、“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联合行动，夺了《云南日报》的权，接管了《云南日报》，发出1月16日《通令》，取消《云南日报》新编委。报社的一切权力归《云南日报》“革命造反委员会”；报社职工从即日起，一律按“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安排上班，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省级单位。随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省委宣传部、云南人民出版社相继被夺了权。
《云南日报》于1966年12月14日被造反派封闭，改出《新闻电讯》。造反派夺取大权后，由《云南日报》社的“造反委员会”出版“新”字号《云南日报》。
1967年2月下旬，解放军接管《云南日报》。3月1日出版军字号《云南日报》。
1967年5月21日，军字号《云南日报》又被昆明地区造反派封闭，由报社的造反派组织“全无敌”出版《全无敌》报纸，代替《云南日报》。
1967年7月初，中共中央派谢富治、王力等人来云南解决问题，在他们的干预下，《全无敌》报纸停刊，军管《云南日报》复刊。
1967年12月，昆明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军管《云南日报》又一次被迫停刊。
阎红彦逝世后，一篇名为《阎家天下孙家党》的大字报出现在昆明闹市区，大字报说：阎红彦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孙雨亭。长期以来，孙雨亭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云南省政协主席，他管党、管干部，管统战工作，是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是云南省委的实权派，是在云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正主帅，是货真价实的“阎老二”。这张大字报很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打倒阎孙黑帮”、“打倒大党阀孙雨亭”等大标语铺天盖地。
1967年1月16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与八二三红卫兵共同成立“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月17日，在东风广场召开“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通告社会上各“造反团(队)”参加，约有10万人到会。
1月22日下午二时，造反派又在东风广场检阅台召开“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批斗会上，有人提出要孙雨亭交代“在太原写拥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问题”，宣布他是“叛徒”。孙雨亭向全场群众坦然回答说：“我从来未坐过国民党监狱，就不可能有拥护三民主义的问题。”并说，我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监狱中是党支部书记，领导同志们和敌人进行斗争，军委作过表扬结论。会议主持人不让他再说话，将他拉下了检阅台。
这时，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造反派冲上检阅台，抢到话筒，大声呼喊：大会没有紧跟中央，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是借打孙雨亭转移批判经济主义的大方向。
双方在检阅台上争抢话筒。大会被迫终止。
后来，孙雨亭被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保护起来。
“八派”指责孙雨亭是伸进炮派的黑手，要穷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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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2日，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一派以“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委”）为主，自称为八派；一派以“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为主”（简称“新云南”），自称为“炮派”。
云南造反派分裂为两派是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造反派必须大乱”的口号下，造反派领导人为了夺取云南大权的必然结果。
（注：所谓“一月风暴”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并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这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赞他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并誉之为“一月革命”、“一月风暴”等。此后，这股全面夺权的风暴很快向全国蔓延，也迅速殃及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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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辞世后，造反派提出打到秦基伟的口号。“秦基伟是云南军内最大走资派”、“打到秦基伟”的大字报与大标语，贴满昆明大街小巷。昆明军区内部也出现打到秦基伟的造反组织。
此时，北京掀起打到大军阀、大土匪贺龙的高潮。秦基伟被扣上“贺龙黑干将”的帽子。造反派宣誓：不打到秦基伟决不罢休。军区内部的造反派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内外串联，抄了秦基伟的家。
无法工作，无法安生的秦基伟只好带上几个参谋，将办公室搬到昆明市郊干海子炮四师驻地工作，他通过电话与军区的领导同志保持联系。
过了几天，为了工作，秦基伟回到昆明军区机关。他一出现，就遭到造反派的连番冲击。秦基伟还被军区内部的造反派罚跪、批斗，他不仅无法工作，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
叶剑英得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报告。1967年春节刚过周恩来就派飞机到昆明，以治病为名接秦基伟到北京保护起来。事前，刘懋功接到周恩来秘书电话，告诉他北京来一架飞机，停在昆明巫家坝军用机场，专门接秦基伟到北京，要刘懋功立即把秦基伟找到并负责送上飞机。
刘懋功通过明军区其他领导与秦基伟联系上。这时，秦基伟也得到了消息，打来电话，问刘懋功是否接到了周恩来秘书的电话？刘回答接到了。秦基伟让刘懋功马上派车去接他。刘问秦能否自己坐车过来？秦说不行，坚持要刘派车去，而且车要直接开到他的住处门口。刘就派了一辆车去。
车开到门口，秦基伟迅速坐进车里。刘懋功另派昆指副主任朱刚坐了一辆车跟在后面，以防秦基伟被造反派劫持。
秦基伟到北京后，被中央军委安置在京西宾馆。可是，仍有造反派得到消息，冲进京西宾馆批斗秦基伟。批斗时两个大汉分别站在他的左右后侧，扭住双手往后高抬，这就是所谓“喷气式”。
到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上面还通知秦基伟参加过一两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不久，他就处于被隔离状态，行动受限制，生活被监护，见不到人，看不到文，收不到信。
1968年10月上旬，秦基伟带着女儿畹江，被“护送”到了湖南省汉寿县一个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秦基伟所在班共有八个人，住在营区外面的荒郊野地，种菜供应附近部队。有一天他被迫挑了三十二担大粪。
《新叶集》序
盛夏时节，新叶迸发，满眼新绿，生机勃勃。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2003、2004、2005三届硕士研究生的十二篇学位论文经过十余年的修订、编辑，在新叶苍翠，绿树繁茂的时节即将付梓刊行。
十多年来，这三届的十二位硕士研究生已经成长为各自工作岗位的顶梁柱。他们中有教授、副教授、行政领导等，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担任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段红云教授已是博士研究生导师。眼见一代新人茁壮成长，满心的喜悦，难于言表；满腔的热情，不易书写。
这十二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课题不同，写作的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创新！每一篇论文都是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方国瑜先生开创的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六十余年来，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继长增高。
回顾中国民族史专业培养研究生的历程，总结我们的经验，归根结底就是方国瑜先生的十字箴言：“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就是尊重前人，认真向前人学习，以前人为榜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有所创造，做出超迈前人的成果。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具有良好的学风，这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一是认真、全面、系统、完整地收集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没有不依靠史料的历史研究，也没有离开史料的历史研究。二是要认真、深入、细致地整理史料，辨别史料的真伪，确定史料的年代，考订史料的地域，审定史料的人物。三是精确地分析史料，正确地考释史料，准确阐释史料，既不能肤浅，又不能过度。四是要正确处理好史料与理论的关系，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讲道理，摆事实”。这就是说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历史事实，讲清道理。而不是预设一个自认正确的“道理”，再用事实加以演绎。道理、原则、规律不是在历史事实之前，更不在历史事实之上，而在历史事实之中。研究历史必须从史料出发，而不是用观念来剪裁编排史料，重要的是正确阐释史料，而不是给史料下定义。
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我们注意选题、立论、思考、论证、结论几个方面。选题如择偶，要从人生规划的长远观点选取研究生自己喜欢、自己热爱、自己乐意的题目。所选题目一定要前人没有做，后世不可无，对学术发展有价值，对现实社会有意义的课题。所谓“前人没有做”有三个含义：一是前人没有注意到，或前人已注意到尚未动手做的；二是前人已经做过，但没有做好做足，需要补充、进一步做好；三是前人做错了，需要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在学术史上写下自己独特的一页。
在硕士论文的写作中我们强调：视野要宽广无垠，想象要海阔天空，立论要新颖独到，资料（史料）要完备无缺，研究要严谨求实，考证要细致缜密，论证要稳妥允当，文笔要简明流畅，结论要留有余地。我们的研究生都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努力去做。这十二篇论文，不能说全都完美无缺，但都达到或接近这个要求。所以评审的同行专家才会给予肯定，答辩的委员才会予以通过，学界的前辈才会赐予好评。
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坚持上好基础课、学位课、选修课。在讲课时，不仅要给研究生传授最基本的知识，还要在讲课时营造创造性环境，让学生讨论前人未做，前人欠缺、前人失误的课题，用批判的眼光，用独立的思考，用求实的精神做好学问。在课堂上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讨环境，大家在一起商量旧学，增益新知。大家在一起经由读书、思考、研讨，分享心得，一起成长。大家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以前沿性、创新能力训练为特色。课程以研究为中心，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排除个人意向的灌输与说教，形成参与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帮助、相互补益的良好的学术氛围，共同探寻真理。
在教学中我们尊重每一位研究生，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尊重他们的独特兴趣，尊重他们的独行自由，尊重他们的独到见解，尊重他们的独创观点。导师不是象棋中的将帅，将学生当做维护将帅生存的相车马炮卒。导师和学生一样都是围棋上的一粒子。关键是要把每一粒子放在最适合的位置，让他们一个个活起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开辟一方新天地，做出一番新事业。
这三届研究生招生时，除政治外语两门由教育部统一出题考试外，专业课都是本专业独立自主设置考试科目，自主制定考试题目，自主批阅考试卷子，自主进行面试。导师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因此选拔的研究生专业基础较好，研究能力较强。研究生不是本科教育的延续，而是以研究为主的科学研究的前期训练。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训练的重要特点就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的个体化研究。独立研究是研究生的基本特质。没有独立研究就不是研究生。因此从选拔研究生就应该从“个体化研究”、“独立研究”的特质开始。要做到个体化研究，就应该让导师发现研究生的特点、优点：同时启发研究生要发现自己的特点、优点。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教学相长，相互切磋，相互帮助，共同完成一个创新课题，作出创造性成果。
十二位硕士研究生，大多立定志向，以学术研究为人生事业，将硕士生的学业作为学术研究的开端，学术事业的基础，学术发展的起步，所以他们在学业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取得了优良的业绩。他们撰写硕士论文的过程比他们获得学位、获得好评重要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踏上学术研究的征程，一发不可收拾，佳绩赓续，硕果不断，前途无量。
应该说明的是， 2004届陈国保学友的硕士论文《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没有收入本论文集，因为在郑志惠教授指导下撰写的这篇论文获得云南省优秀硕士论文奖，已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图书奖。
转瞬间，十多年过去，昔日的小小树苗已长成栋梁之材。当年的学子已成长为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满眼生机转化钧”，“江山代有人才出”，忝为教师，看到后来居上，青胜于蓝，满心欢喜，深感教书人特有的幸福与自豪。
还是刘禹锡说得好：“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让我们为一代新人的成长鼓掌欢呼！
林超民 于云南大学 补拙斋 2016/5/21
下午茶 补拙野史
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省委机关，为确保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省委办公厅将重要机密文件暂时存放到昆明军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干部宣布造反，组成“一反到底战斗队”。他们贴出一张题为《把黑材料追回来》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将国家机密文件说成是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并泄露机密文件存放的地点。
1月21日，黄兆其以批判阎红彦、索要《云南日报》记者的大字报照片和追回“黑材料”为借口，指派昆明工学院的“八二三战斗兵团”，在省委“一反到底战斗队”人员的指引下，武力挟持省委副秘书长王甸和负责管理省委文件档案的副科长顾金龙到昆明军区司令部，强行打开库房，抢走省委封存的文件、档案材料63箱和零散文件17麻袋，拉到昆明工学院。
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8日分别给昆明军区和“八派”组织发来电令，要他们“将抢走的档案、材料如数交还军区，延迟不交，将以党纪国法论处”。
昆明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人与省委机关“一反到底战斗队”、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的负责人谈判，经过多次争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严正要求下，“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被迫在3月1日将所抢夺的机密文件与重要档案交回昆明军区。但到此时，这批机密文件档案已失控了1个多月。
这件事被称为“一·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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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这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赞他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并誉之为“一月革命”、“一月风暴”等。于是，全面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云南也紧跟形势，掀起夺权高潮。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解放军发出“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的号召。《云南日报》迅速作了《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最最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的报道，说“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时候”，“要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用枪杆子来支持革命左派夺权”。
1月26日上午，昆明“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及其所属造反组织，有计划地出动一部分造反派到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即今省政府），宣布夺了省人民委员会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另一部分造反派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在夺权时，省委机关造反派借口反对单方面夺权做法，实际上是与“大联合指挥部”里应外合，拒绝“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夺权，等待“大联合指挥部”赶到。于是“新云南”与“大联指”展开激烈争论，甚至发生肢体冲撞。
当晚8时，“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召开10万余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一切权利归造反派！”在会上,“大联指”负责人黄兆其等强烈抨击“新云南”，指责“新云南”到省人委的夺权，是假夺权，真保皇。会后“大联指”数万人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将省委大印抢走。
省委、省人委被迫停止办公。
省以下各级党政机关以至各行各业的基层组织全被造反派夺权。
从夺权开始,云南造反派的分裂就公开化。“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以昆明工学院的“八二三战斗兵团”为核心，简称“八派”，主要头目是昆明工学院的研究生黄兆其。“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核心，简称“炮派”，主要头目是云南大学物理系1962级学生方向东（方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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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7日，呈贡县造反派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领导权，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县。2月1日，《云南日报》报道了“呈贡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出的夺权“通令”，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让革命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文章，宣称呈贡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
全省各地州县以呈贡为榜样迅速掀起夺权高潮。 到1967年2月初，全省各县的党政大权，完全被造反派夺取。实现了“一切权利归造反派”的目标。
全省各地州县造反派夺权形式不同，但都有几个共同特点：
迅雷不及掩耳。一夜之间，实现造反派掌握大权。
夺权的过程中都有打到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革命行动”。地州县各级“当权派”都被揪斗、戴高帽、游大街、遭体罚。
夺权行动带来造反派分裂，各地州县都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到昆明来寻求“八二三”或“炮兵团”的支持。于是，全省形成“八二三”与“炮兵团”两大派。
在全面夺权的风暴中，各级公、检、法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的两派造反组织的支持下，也先后起来夺权。从此，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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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月风暴”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在夺权前，先将领导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的帽子很容易制造。只要在“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阎红彦的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反革命”、“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等等罪名中的随便找出任何一条就足以押上台批斗，戴高帽子游街。
只管大胆扣帽子，不用认真提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敢于斗争，不怕违法乱纪。造反派个个都学伟大领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将领导干部扣上“走资派”大帽子后，就很容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开批斗会，责令“走资派”们，“交待问题”。罚站罚跪、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戴高帽、挂黑牌、披麻布衣、戴白袖套、染黑脸涂黑手、押到会场批斗，押到大街示众，押到牛棚监禁。
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和其他地、县委领导身背“黑材料”，押到万人批判大会上残酷斗争。在两个多小时的批判斗争大会上，康长征不断遭到拳打脚踢。在焚烧“黑材料”时，将他推到烈焰中，被火烧伤，当场昏倒在地。但造反派还说康长征“装死”，不许救治。
直到康长征再也爬不起来，才送到医院。因伤势过重，延误救治，他含冤去世，成为云南省第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斗会上被直接迫害死的地委书记。
造反派不仅疯狂打击迫害各级领导干部，而且还借口“造反有理”，疯狂打击迫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反对和抵制他们违法乱纪行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将他们打成“保皇派”，肆意侮辱、恶毒谩骂，甚至揪出来和“走资派”站在一起“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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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26日炮派夺了省人民委员会的大权，八派夺取云南省委大权。
夺权后，造反派不知道如何掌权。
两派之间相互攻击，争论不休。
全省上下党政机关全面瘫痪。
196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
同时要两大派群众组织分别推派代表赴京。八派代表是黄兆其、刘殷农、杨树先、姜月生等。炮派代表是方向东、李毅、沈参雄、杨凯等。
周恩来和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对造反派代表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委托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负责，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帮助、推动你们实现“三结合”，革命造反派要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你们一揽子的组织方法要改变，要搞归口联合。
会议确定了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步骤。
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分别对造反派代表讲话。指出：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
3月3～5日，两派代表在京讨论周恩来的指示和其他一些问题，起草了回云南的汇报提纲后返回昆明。3月13日，两派联合召开团、队长会议进行传达，并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口大联合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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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声中，造反派举起“一切权利归造反派”的大旗，在全省掀起夺权的“革命风暴”。
“造反”、“夺权”迅速波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山官、头人无一例外被揪斗。对他们的残酷打击较之内地土改时期斗地主有过之无不及。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夺权风暴中残酷打击各族干部。全州158个县团级干部被揪斗、游街、罚跪、关牛棚。
1967年1月20日，德宏州副州长，景颇族干部雷春国刚从潞西社教工作团回到州政府，还来不及坐下喝杯水，就被造反派揪到会场接受批判。造反派给戴上他“反革命”的高帽子，逼迫他交出“国民党的委任状”，将他打为“混入共产党搞复辟倒退的特务”，抄家、游街、批斗无所不用其极。
雷春国，景颇族名穆日·道光早东，又名道光阿国，陇川县王子树山官。1950年，解放军进驻陇川后，雷春国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军出力，并拿出家中武器，组建联防武装，协助解放军剿匪。雷春国参加保山专区召开的各民族代表会，又到昆明参观学习，深受教育，回到陇川即宣布放弃山官特权，并把联防队改为民兵队。1952年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青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6年4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改自治州，雷春国担任副州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他参加中缅联合勘界，又参加接管片(马)古(浪)岗(房)的工作，担任片古岗工委委员、片古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雷春国被选为国家民委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为边疆的民族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堪忍受侮辱的雷春国，带领全家四个人一起服毒自杀，以示抗议。他愤然写下遗书，将存款中158元作为安葬费，其余4860元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中共党组织。
雷春国死后，造反派宣布他是“叛党自杀”。逼迫中共德宏州工委开出雷春国的党籍。
德宏自治州副州长多永安，在文革中安受到严重摧残，身心交瘁。1969年1月23日在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
多永安的弟弟多永清曾任德宏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政协副主席等职，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文革”中，备受打击迫害，被遣送到施甸劳教。1971年在施甸劳改农场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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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掀起的全面夺权，导致全国各地动乱不休。 为扭转混乱局面，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解放军、群众组织、干部的代表“三结合”的方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改变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下令解放军出面支持左派，使各地的夺权斗争与文化革命按照他的意图稳步开展。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做了五条规定：
1.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2. 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3. 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
4. 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
5. 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
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规定军委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昆明军区所属部队奉命派出六万多干部、战士参加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简称“三支两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相继发出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以及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一系列通知和决定。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驻云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30日，昆明军区接管了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这是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一个单位。
从2月28日起，由部队派出人员分10批接管了云南省公安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铁路系统和省商业厅、省粮食厅、省委办公厅、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日报社等部门以及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昆明钢铁厂等大型厂矿企业。
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由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分区接管了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6个专区(州)及其所属各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以各军分区党委为主，与当地驻军党委共同组成专区(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各县人民武装部或边防团为主，组成各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县以下的区和公社，根据需要派驻军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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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同一天,周恩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干部部署春耕生产工作。
2月25日，昆明军区成立“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由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担任组长、昆明军区群工部部长余庶骐、省委书记处书记薛韬任副组长的，并于25日、26日召开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抓好农业生产，确保丰收的具体工作。会议要求地(州)、县两级建立以军事部门为主，吸收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公社(区)、大队、生产队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由贫下中农、社队干部、专职武装干部或民兵干部参加的领导班子。上述各级领导农业生产的机构，都要由军事部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县以上的各级农水、工交、财贸、计划等部门，都要在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相应的抓生产的领导班子，负责支援农业生产。
2月27日，昆明地区举行了有5万多群众参加的“热烈拥护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掀起抓革命促春耕高潮誓师大会”。
省军区派出所属部队指战员和人民武装干部3800多人，奔赴春耕生产第一线。
3月9日，昆明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组织春耕生产中，有关执行政策，加强经营管理，推广先进措施的一些问题的通知》。提出稳定社队规模，维护土地、大牲畜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集体副业不得下放单干，严禁任意扩大自留地，严禁毁林开荒，不准抵制先进经验，突出政治搞好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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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3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
为贯彻毛主席指示，昆明军区成立“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担任组长、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任副组长。
3月20～23日召开了云南省工业、交通、计划、基本建设、财贸工作会议，布置工作。同时要求各地、州、市、县相应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小组，作为组织工业生产的指挥机构。
会后，昆明军区派出了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厂矿企业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