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欢聚大海草山
芳草满山花正艳，
同学欢聚唱新篇。
山势如涛连天涌，
水气似云抚人面。
珠宝易求江湖上，
情谊难得师友间。
探索创新犹登山
绝顶放眼歌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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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欢聚大海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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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笔名的由来
下午茶 补拙野史
“艾思奇”笔名的由来
“艾思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
艾思奇“这个笔名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一是喜爱奇思妙想；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列宁）；三是他曾看过一部电影《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常年生活在北极，不畏严寒，迎接大自然的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令他敬佩，于是取“爱斯基”的谐音为名。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说，艾思奇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黄洛峰曾确认、佐证过这些说法。
我的父亲林树焜是艾思奇父亲李曰垓的学生，是李曰垓三弟李生勉的同窗好友。我母亲谢庭芝在昆明读中学时，艾思奇是高她两级的学长。艾思奇经常向我母亲宣讲“革命道理”。母亲说，若不是她父亲（我的外祖父）去世，可能会跟艾思奇等到上海求学。
我的父亲、母亲给我说：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他的名字用英文拼写是Lee ShengHsuen。他取L.S.H三个字母的中文读音,加上中文含义,以艾思奇作笔名。后来就以笔名艾思奇行世。
据李氏家谱记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征服大理国，其部下里黑思波奉命驻守腾冲安寨。里黑思波落籍腾冲和顺，以李（里）为姓。到艾思奇这一辈已是第十八代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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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下午茶 补拙野史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1966年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的少数学生串联昆明冶金工校、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的学生约一千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分九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
他们的口号、质问、所提要求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求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要阎红彦出来接见”。当时，阎红彦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由于学生到省委大院造反，省委工作会议被迫中断。阎红彦和周兴、孙雨亭等省委领导人来到大礼堂接见学生。阎红彦耐心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
这次行动虽然提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但没有实质的内容，更没有纲领。唯一明确的要求就是上北京见毛主席。
这一天，一开始被称为“八二三”事件，后来称为“八二三风暴”，成为云南省造反派的纪念日。
8月23日炮轰省委事件后，省委同意造反派上北京见毛主席的要求。9月2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乘火车从昆明出发赴北京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一律免费乘火车，生活补助、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学生到北京等地串联后，逐渐明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们并不知道。中央文革在接见造反派的多次讲话中，告诉年青学生们：先炮轰各级领导，因为他们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怀疑一切，要让所有的领导在文革中受到洗礼和检验。
“八二三”炮轰省委事件后，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八二三战斗队”、“向阳赤卫队”等十多个组织，成员100多人。10月20日，昆明工学院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员23人。10月后，加入造反组织的学生越来越多，少数教师也加入到造反队伍中，各造反组织的成员发展到千人以上。12月23日，昆明工学院11个战斗团队共同庆祝“八二三”事件四个月，联合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推举研究生黄兆祺担任负责人。他们战斗口号是：“打到阎红彦，建设新云南”。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建立后，成为云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有明确的战斗目标，有鲜明的战斗口号，有坚定的领导人，有系统的战斗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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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
，下午茶 补拙野史
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6年10月中旬，云南省委操纵成立的昆明地区大专院校与中学的红卫兵总部的部分成员宣布造反，砸烂“保皇红卫兵总部”，成立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
司令部的头头就是原来“保皇红卫兵”总部的中下层负责人，大多数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最高负责人已不可考。
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纲领与“八二三”战斗队（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纲领有所不同。他们主张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坚持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胡乱炮轰，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搞武斗。他们还有一些响亮的口号，如：“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革命不分先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他们强占昆明红卫兵总部的办事机关“昆明胜利堂”，把昆明胜利堂变成“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所在地。
原来的“保皇红卫兵”，反戈一击，宣布造反，大多数都参加“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一开始，他们颇有号召力，风生水起，声势浩大。
但是，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从领导到一般红卫兵，大多数都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守纪律、守规矩，比较温和、不敢闹事的好学生。他们真有点温良恭俭让，缺乏造反派勇猛好斗的脾气。加之他们是从保皇派倒戈而来，在文革中先天不足。因此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昙花一现的“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早就消失在历史滚滚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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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大联合
下午茶 补拙野史
造反派大联合
从1966年8月23日开始的“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造反行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如火如荼，迅猛发展。造反派从模糊的“炮轰”、“火烧”游行示威，到有明确目标、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大批判。造反派的目标就是“打到阎红彦，建设新云南”。通过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云南省委的盖子，揪出阎红彦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昆明地区的造反行动，从学校发展到机关、厂矿等单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遍布各行各业。
造反组织大的有数万人，小的三五人。
以云南大学历史系1962级为例，32个人的一个小班，就有“九一五毛泽东思想造反队”、“共产党宣言公社”、“独立大队”、“今胜昔战斗队”、“新云大”等五六个造反组织。
为了集中火力实现“打到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造反目标，达到由造反派夺取云南天下，建立造反派掌权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目的，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的负责人黄兆祺等与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负责人方向东（原名方自清）等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联合起来，共同造云南省委的反，集中火力打到以阎红彦为代表的云南省委。
1967年1月2日，在黄兆祺、刘殷农、方向东、李毅等人的组织下，昆明市一百多个造反组织，在云南大学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指挥部设在云南大学会泽院。由黄兆祺、方向东担任主要领导。于是有了黄司令、方司令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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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军区大院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冲击军区大院
1967年1月4日，成立三天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和“首都红卫兵南下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在东风路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
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认为造反派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过激行动，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反对；造反派封闭《云南日报》的行动激起广大民众的不解不满；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互斗事件导致的群众对立日益加深；少数造反派与多数“保守派”（即保卫省委、保卫市委、保卫各级党委的广大群众）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攻击、相互激辩愈演愈烈，双方都指责对方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辩论斗争从口头到拳头；从笔头到石头。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和冲突日趋尖锐。
省委自认为多年来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文化革命中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偏差，但始终是紧跟毛主席，认真执行“五一六通知”和“文革十六条”的；省委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理解、支持、拥护。大多数工人、学生、干部是站在省委一边的。他们反对“大联指”和南下造反团召开“批判省委”的大会。扬言：如果造反派和南下学生一定要开这个会，就要以停水、停电、罢工、罢市等方式保卫省委。
省委担心参加大会可能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发生群众斗群众，使昆明和整个云南的文革出现混乱混战，因此决定不参加造反派发动组织的这次大会。
省委立即即派人与“大联指”负责人黄兆祺联系，反复说明广大群众反对造反派召开“批判黑省委”的大会，劝说造反派顾全大局，暂时不要开这样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定要开，必然引起群众之间的互相斗争，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如果“大联指”执意要召开这样的大会，为防止群众斗群众，省委领导不参加会议。但黄兆祺不听劝说，坚持召开大会。
大会开始后，省委主要领导无一人参加会议。“大联指”负责人黄兆祺在检阅台用高音喇叭向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宣告：“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处书记)把阎红彦藏在昆明军区大院内。”并以“阎红彦对抗群，躲进昆明军区”为借口，带领参加大会的上万名群众冲进昆明军区大院，高呼：“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
造反派强行冲进昆明军区大院后，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并三番五次冲击军区机要大楼。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奋力抵挡造反派的冲击，保护机要大楼。
军区大院内，造反派各色大旗四处飞舞，宣传车进进出出，高音喇叭声震云霄，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军区大院的墙壁。除了造反派外，还有成千上万前来看热闹的各色人等。
西南边疆军事指挥中心陷于造反的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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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转入地下”
下午茶 补拙野史
中共云南省委“转入地下”
1967年1月4日夜间十点左右，黄兆其、刘殷农等率领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时，阎红彦和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在省委宿舍大院内书记处临时办公地点开会。阎红彦听到造反派冲击军区大院的消息后，决心出来向造反派头头讲明道理，劝说造反派撤出军区，但其他省委领导都不同意，认为“现在有理讲不清”。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说：“目前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秦基伟、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也来电话劝阻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裕云南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秘密转移到楚雄军队医院。省委书记处和办公厅转移至西山战备指挥部，保障与中央联系的畅通，与各地州县委的联系不断。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患有高血压症和心脏病，自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和造反派上下施压，勒令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在上下两头的巨大压力下，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为避免造反派的纠缠，书记处的同志劝他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休息。1月5日，昆明军区党委决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到阎红彦身边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1月5日，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出面向造反派解释说：“阎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都不在军区”。但造反派不相信，仍然到处搜寻。在黄兆其、刘殷农、方向东等人的煽动下，财贸职工中的造反派还将小吃店搬进军区大院，向进驻军区大院的造反派供应食品，作出长期安营扎寨的架势。
造反派迅速贴出大字报、印发传单说：中共云南省委已转入地下，准备上山打游击，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拥护省委的群众则用大字报和传单指责造反派冲击解放军驻地是反革命行动，进驻军区是反革命暴动。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辩论在激烈展开。
大多数市民则惊诧好奇、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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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战术
下午茶 补拙野史
蘑菇战术
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后，司令员秦基伟主持召开中共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研究了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后的形势和对策。
秦基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一开始就对造反派的口号和行为表示极大地反感。他在中共云南省委的会议上提出对造反派要“大拖小顶”的蘑菇战术。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
中共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坚决保护阎政委。”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随时向秦司令员报告阎政委的情况。
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后，就把斗争矛头直指秦基伟司令员。高音喇叭成天高喊：秦基伟交出阎红彦！昆明军区是黑省委的保护伞！不交出阎红彦就不撤离军区大院！军区大院一片混乱。军区领导无法办公、无法开会、无法指挥。
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便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避难”。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刘懋功负责昆明军区党委常委的安全，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使昆明军区党委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可是造反派从云南省军区得到消息，便在云南省军区的个别人的指引下，到昆指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要揪斗秦基伟。
尽管造反派被昆指的干部战士坚决顶回去，未放一人进入昆指营区，但是秦基伟依然认为昆指不是安全之地。
秦基伟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得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20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到安全地区。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在军区保卫部的护卫下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意。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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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昆明军区
下午茶 补拙野史
炮轰昆明军区
1967年1月6日上午，省长周兴出面和造反派谈判，做造反派首领黄兆其、刘殷农的工作，提出只要他们离开军事首脑机关，答应阎红彦可以出来接见群众。但黄、刘坚持先接见后撤离。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毫不妥协，谈判以破裂告终。
“南下造反兵团”在昆明军区大院和昆明街头散发传单，矛头直指昆明军区，提出“炮轰昆明军区，打倒阎红彦”的口号，声称：“昆明军区已经成了阎红彦的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砸烂这个黑保护伞”!“我们就是要揪出阎红彦!打倒阎红彦”！“不把阎红彦揪出来游街誓不罢休!”“揪出缩头乌龟阎红彦”！“砸烂阎红彦的狗头”！“紧急呼吁一切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立即投入战斗，到军区去，到街上去!那里是斗争的最前线!”“大联合指挥部”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称：“革命群众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停止生产，忍饥挨饿进行艰苦斗争”，“昆明市部分罢市已经开始，全市性的罢市就在眼前”，“工人同志参加这一革命行动而不能上班，工资必须照发”。
造反派首领刘殷农提出：“再过六小时，阎红彦不出来，就罢工罢市”。虽然刘殷农罢工罢市的号召遭到广大群众和“大联指”部分人的反对，但已造成大量工人停工停产。“大联指”调用了大量生产用车和物资到昆明军区大院，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和生产的正常进行。
由于在军区大院内寻找不到阎红彦，有一部分人便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寻找。他们一进书记处大楼，就插起造反派的旗帜，在门、窗、走廊墙上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也同时被造反派占领家。造反派冲进省委住宅大院，将阎红彦的家抄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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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斗赵健民
下午茶 补拙野史
游斗赵健民
1967年1月6日中午十一时许，造反派首领黄兆其派昆明工学院的红卫兵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昆明工学院为主的造反派开着大卡车冲进省委大院直奔书记处办公楼。
此时,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省委办公楼主持日常工作,副省长郭超与他在一起。
赵健民请郭超副省长和其他同志离开，他一个人接待造反派。
赵健民善意地劝说佩戴红卫兵袖套的造反派：有话好好说，要按照《十六条》摆事实讲道理。请求大家先退出军区大院。那是军事要地、国防枢纽，不能搅乱。
可是造反派根本听不进去，逼着他交代阎红彦躲在哪里。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处书记，说话算数，只要你们退出军区大院，阎红彦书记一定会出来接见大家。
造反派不由分说，将赵健民推上大卡车，带到昆明军区大院。
造反派将一辆大客车开到军区大院中心作为“讲台”。造反派头头黄兆其手持话筒站在客车顶上，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将赵健民押上客车顶。黄兆其质问赵健民：阎红彦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赵健民说我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书记处书记，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黄兆其说，只要你交代阎红彦藏在什么地方，你就没有事了。赵健民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请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未落，黄兆其就带领大家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赵健民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打到我，要中共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十六条，违反党章，违反党的政策的。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黄其立即用高音喇叭对在场的造反派们说：“走资派赵健民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阎红彦，和造反派对着干，我们把他游街示众，打掉他的嚣张气焰，给他个下马威好不好？”
进驻军区大院的造反派吼声震天：游街！游街！打到赵健民！
造反派头头指使红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要给阎红彦戴的高帽子，强行戴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他瞪着造反派，两眼冒火，大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侮辱！
赵健民在客车顶上奋力反抗，撕毁了六顶高帽子。大骂造反派是反革命。在打到赵健民的口号声中，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一齐动手，反扭赵健民的胳膊，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强行将第七顶高帽子卡在他的头上，架着他站客车顶的行李架上。客车徐徐开出军区大院，两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大卡车（宣传车）紧跟在后面，几百名造反派列队于车后，车队徐徐向前开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到阎红彦”、“打到赵健民”。“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的口号。
赵健民戴着高帽子、挂着大黑牌，架在客车顶上沿着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街示众。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
游行队伍回到军区大院，赵健民瘫倒在客车顶上，气息奄奄。造反派将他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把赵健民抢出来，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一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他们自己派人检查，被军区医院拒绝。军区医院请专家会诊，再次做各种检查后，确诊：颈椎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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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大游行
下午茶 补拙野史
保守派大游行
1967年1月6日晚，阎红彦得知赵健民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的消息，十分气愤。他立即指示办公厅以省委名义给造反派写信。再次强调，省委有错误可以批判，省委会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省委存在的问题由阎红彦自己承担。不要任意揪斗干部，不要采取游街等违反“十六条”原则的方式打击各级干部。希望造反派尽快从昆明军区大院撤出。只要造反派撤出军区大院，阎红彦愿意立即出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
与此同时，阎红彦安排办公厅的同志写报告向党中央汇报，这一段时间省委对待造反派的工作情况、目前云南状况及下一步的打算。报告特别指出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的危害。反映赵健民被游街受伤，颈椎骨折，半身麻木的病情。报告经周兴修改，阎红彦审阅后，上报中共中央。
黄兆其得到密报，说阎红彦藏在云南省军区。1月7日一大早，黄兆其调动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大门口，强烈要求省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出面接见造反派，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内，造反派才悻悻离开。
1月7日上午，阎红彦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电话上就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交换意见。阎红彦说：准备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他强调：省委不能散，要坚持集体领导。书记处要赶快开一个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对付困难局面，抓好工作。
阎红彦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抓好春耕生产，保证农业生产不受运动的影响，抓紧公粮余粮的收购工作，不要让老百姓饿肚子。
中午，“昆明红卫兵总部”、“云南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三大群众组织召开万人大会，反对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呼吁维护军队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会后举行盛大游行。游行中，不断有学生、民众加入。游行队伍特别走到昆明军区门口，向在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示威，呼吁造反派尽快撤离军区大院。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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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以死明志
下午茶 补拙野史
阎红彦以死明志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刚入睡的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接电话。他一拿起话筒，便听见陈伯达大声斥责，但他一句也听不懂。阎红彦耐着性子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他的话：“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接着江青也在电话里指责阎红彦害怕革命群众。要他立即到军区大院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
阎红彦放下电话，就到周兴的房间，将陈伯达与江青的话转告他。约周兴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会见造反派。
周兴劝阎红彦：“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绪难以平静，拿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凌晨4点多钟，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打听到阎红彦下落的造反派（显然有大人物故意走漏消息），开着好几辆大卡车，朝小麦峪冲来。
门卫通过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完电话，立即敲房间门，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过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警卫员便推开门打开灯，发现阎红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已停止呼吸！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阎红彦宁愿死去，也不愿屈服陈伯达、江青的压力，更不愿向造反派低头。
阎红彦以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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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就是叛党
下午茶 补拙野史
自杀就是叛党
1967年1月8日清晨，阎红彦自杀的消息在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云南省委书记处传开。
上午十点后，昆明城已经传遍阎红彦被造反逼死的消息。
下午，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研究阎红彦去世后的对策。大多数常委认为，造反派冲击昆明军区是错误的，给赵健民同志戴高帽游街致使其受伤住院不符合党中央的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违背了党的政策。阎红彦的死与造反派进驻军区，给赵健民游街有关。
赵健民委托夫人到书记处会议上说：“赵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赵健民说：他们（指造反派）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
赵健民在军区四十三医院让秘书和有关人员给中央写信“控告”黄兆其、刘殷农、桂尤喜对他的“迫害”。
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召集昆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开会，在传达阎红彦书记去世的消息后，全体起立，脱帽，默哀，悼念阎红彦的不幸逝世。
云南省公安厅等单位召开追悼阎红彦的会议。
昆明红卫兵总部、云南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等保守派群众组织开会悼念阎红彦。指责造反派将阎红彦迫害致死。
上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阎红彦的死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他们认为只要确定阎红彦是自杀的，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黄兆其说：自杀就是叛党，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造反派头头一致决定召开大会，反击保守派，宣布阎红彦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三反分子”，是党的叛徒。
1月9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阎红彦叛党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宣布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坚持斗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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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过问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周恩来总理过问
1967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听到阎红彦的死讯，异常惊异。立即打电话到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询问。
周总理打电话到空军昆明指挥所找刘懋功主任。刘主任刚巧不在，副主任朱刚接电话。周恩来说：“要用冰块把阎红彦同志的遗体保护好，北京马上派法医前去检查。”朱刚找到刘懋功主任报告了周恩来的指示，刘主任下令立即照办。
9日，周总理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朱刚到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往43医院。经尸体检查、解剖，在胃里发现大量安眠药，大约有1瓶之多，还有25片没完全化开，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周总理指示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郭超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汇报情况。
1月10日，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李成芳等领导的汇报，并3次详细听取了黄兆其、桂尤喜等12名造反派代表的汇报。
听了王银山等人汇报后，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
分工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难过地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总理安慰他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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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云南问题的指示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周恩来对云南问题的指示
1967年1月12日下午3点，周恩来同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通电话，要他告诉秦基伟、周兴，并转告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我希望省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改变。
周总理与12日晚，13日晚接见在北京的李成芳、郭超、王银山，听取他们的汇报，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省、地、县委要在运动中接受考验。再次强调军区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做好战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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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贯彻周总理指示
下午茶 补拙野史
云南省委贯彻周总理指示
1967年1月12日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中共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后，省委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
省委提出五点措施：
1. 把总理指示的重要精神，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
2. 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把矛盾上交。
3. 坚决真心诚意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4. 耐心地做保守派的工作，使他们中绝大多数觉醒过来，分清大是大非，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5. 省委通知挺身而出，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作群众的小学生，并教育全体干部振作精神，坚守岗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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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全《园丁笔耕录》序
段一全《园丁笔耕录》序
在城市化、商业化的浪潮中，很少人会关注在边疆山乡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从事中小学教育的老师们。世人大多追捧官场要员、商场阔佬、影视大碗、娱乐明星，学界精英。这些就是当今的所谓“成功人士”。这是一个只问成功，不求耕耘的时代。那些成功人士的励志故事感动无数幼稚天真的青少年。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励志故事背后有多少虚构，有多少浮夸、有多少炫耀，有多少包装！
一全兄的《园丁笔耕录》则是一个边疆中小学教师勤勤恳恳、忠忠实实、认认真真从教一辈子的真实记录。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语言；没有编造的故事，只有真实的笔录；没有耀眼的功勋，只有感人的奉献；没有虚夸的自吹，只有求实的自尊；不是鸿篇巨制，却是言简意赅；没有宏大叙事，却又细致精到，读来令人感心动神、回肠荡气。
当今教育是一个只讲重点，不管一般的时代。小学有重点、中学有重点、研究生还有重点，重点中还有重点。在只管重点，不顾一般的风气下，边疆山乡的中小学早已不在只追求业绩、只追求升学率、只追求功利的高官大员的眼中心上。可是没有一般何来重点，没有普通何来奇特，没有平凡哪来高贵，没有耕耘何来收获！
一全兄的《园丁笔耕录》 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教育不公平的严重性。教育不公平最显著的除了给所谓重点学校以极大的“倾斜”，在招生、经费、设备、师资诸方面给重点学校以优厚的待遇，而对一般学校则如同后娘养的，略施汤水，聊给衣物，以饿不死，冻不着为原则。这种不公平还有地区性。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不公平，城镇与乡村的不公平，平坝与山区的不公平。没有教育的公平，社会公平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教育公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就得不到贯彻落实。
一全兄所写的是十几年前边疆教育、山乡教育的情况。现在边疆教育、山乡教育虽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但与城市相比差距不是缩短而是加大。父母外出打工，子女带到城里入学困难；留在山村，师资缺乏。已经很少人能够像一全兄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怀揣理想，甘愿吃苦，不畏艰险，乐于奉献，深入到边远的山乡，用生命的灯火照亮农村孩子的理想之路。留守儿童们渴望有美丽的校园、明亮的教室、完善的设备、优秀的教师。希望各级领导们不要忘记边疆山乡的留守儿童们，让更多的优秀教师到大山深处传播文化，传扬文明，传承文脉。要给边疆教师、山乡教师优厚的待遇，优良的环境，优裕的生活。
一全兄是一位优秀的中学生，在只讲出身，不问良莠；只讲政治，不问学业的时代，他痛失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他不因此气馁、消沉，而是振作精神、鼓起勇气、怀着献身乡村教育的理想，昂首挺胸，翻山越岭，到梁河县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给梁河深山老林中的村寨带来文化知识，为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们点燃文明的智慧之光。
一全兄在边疆山区从教十六年之久，在县教育局教育研究室从事教育研究近二十年，担任过第一中学校长，选为人民代表，担任县政协副主席,是一位从最底层做起的教育工作者，他为梁河县的教育鞠躬尽瘁，为梁河的教育谱写了有声有色、无愧无悔的人生篇章。他深知教育工作的酸甜苦辣，明白教育工作的真假美丑，洞悉教育工作的善恶高下，他写的文章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寓意深远，从实践出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究教育工作的规律。他是一位学而不倦的智者，诲人不倦的良师，这些文章发人深思、启人觉悟，令人感动。
年逾花甲，一全兄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他得以畅游祖国风景名胜，还到东南亚诸国观光。如画的江河，壮美的山岳，历史的名胜、秀丽的园林，激起他胸中的热情，挥毫写下了赞美祖国，歌颂人民的美好诗篇。他用旧体诗词，表达现代生活。将传统的韵律，和着时代的节拍，唱出生活的心声。《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对山水的热爱与赞美，体现了心胸的宽阔，气宇的静穆，襟怀的达观、情思的浪漫、思想的流动，精神的沉稳。快乐的晚年，愉悦的心情，一定能够健康长寿。
古风、律诗、词令讲究对仗工整，平仄规范、韵脚合辙，写起来颇有难度，但是一全兄用起来得心应手，显现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娴熟的诗词技巧。一全兄律诗写得好，对联也做得巧。“粉笔丹心育桃李，青灯浓墨写春秋”一联，就是他将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边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
我很喜欢一全兄的《灯》这篇文章。教师就是一盏明灯，照亮学生的心灵，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社会的无私奉献者，也是为国家教育事业无悔奉献的虔诚殉道者。教师是文明的传灯人，薪尽火传，灯灯相续。我们在教师的灯光下成长，我们将把教师的智慧明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林超民 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201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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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撤离军区大院
下午茶 补拙野史
造反派撤出军区大院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电报：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 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军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中共中央的电文在昆明广播宣传后，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开始陆续撤离。
但仍有一部分造反派抵制不撤，提出三条要求：一、军区要公开给群众平反；二、秦基伟要公开写检讨，并贴到市中心百货大楼；三、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设联络站。
这些要求理所当然遭到秦基伟等昆明军区领导人的严词拒绝。
1月14日，周恩来又来电话严厉批评造反派，昆明军区领导人也采取了强硬态度，造反派才不得不全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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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自我辩解
下午茶 补拙野史
陈伯达自我辩解
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准备刊登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阅的《要事简报》稿上，陈伯达一看立即删去。他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
一个开国上将，省委书记的死不算“要事”？陈伯达的用心可见一斑。
1967年3月9日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在康生讲完话后，陈伯达讲起“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才说几句，就把把话题转到阎红彦身上。他说：“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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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平反昭雪
阎红彦平反昭雪
阎红彦含愤辞世后，被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定为“三反分子”、“叛党自杀”。
1967年2月14～16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面对江青等人仗义执言，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指示云南省委要对阎红彦做出正确的结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又在一次会议上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7年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1978年1月24日，八宝山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此时距离阎红彦辞世已经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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