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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军管

1967年2月10日，周恩来对到北京参加研究云南问题的造反派代表说：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委托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负责，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来帮助、推动你们实现“三结合”，革命造反派要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

3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省军管会正式成立。省军管会由15人组成：主任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黎锡福(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委员是：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丁荣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谷自珍(云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懋功(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吴效闵(陆军第十三军军长)、翟鸣武(陆军第十四军副政委)。

4月5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同时，公布了云南省和各专、州、市军管会的领导成员及省属和中央直属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副军总代表名单，自上而下对全省实行军事管制。凡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和单位，一切权力归军管会或派驻单位的军代表。省军管会由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领导。云南省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云南省工业生产领导小组2个机构自然消失，其职能也由省军管会及其工作机构取代。在已建立6个边疆专州军管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昆明市、东川市、曲靖专区、玉溪专区、楚雄州、昭通专区、大理州等7个军管会，并对省级35个机关、37个大型企事业单位派驻了军总代表和副总代表142人，加上派驻基层单位(包括专、州、市、县)的军代表和“军宣队”，总计派出2．5万多人。

省军管会成立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军队领导人在“三支两军”中卷到地方派性中，有的领导人卷到这一派，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支左”实际成为“支派”，云南地方两派群众组织都在到军队里找到靠山，得到支持。在军方支持下，两大派不仅没有联合起来，反而争斗不休，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武斗。全省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

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的司、政、后机关，也因开展“四大”，影响部队的稳定和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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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元含冤自杀

1967年4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副省长刘林元突然在西郊岷山中用手枪自杀。时年五十九岁。

刘林元，曾名王家福。云南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出席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次年回国。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席。

1950年以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林元死后，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一个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组，对刘是他杀还是自杀的问题开展了历时数月的调查。结论是自杀。

刘林元为什么自杀？

据云南大学中文系1963级的一位杜姓同学回忆，在刘林元自杀前两天，他和同班一个同学，受造反派领导指使，到刘林元家中与他谈话，希望他参加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革命群众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林元的态度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领导干部不能介入群众组织，在中央有新文件之前，他将坚持这样做。他们还想多谈谈，但突然闯进的两位不速之客，使谈话中断，他们俩起身告辞。这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八派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

这位同学说：我总怀疑刘林元之死与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压力有关。

50年过去，刘林元的死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副省长为什么会突然自杀？他是怎么自杀的？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对刘林元的这个人及其他的突然死亡感兴趣，除了他最亲的家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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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串联会议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负责人方向东、周律型、李毅、周继文等人召集昆明地区造反派在云南大学召开串连会。

他们在会上提出三个“纲领”：

1.     “要把造反派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打倒刘、邓、陶，再次猛攻省、市委，揪出党、政、军内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2.     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并肩战斗。

3.     响应“拥军爱民”号召。

参加串连会的造反派头头一致同意：4月26日在昆明市检阅台前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月。会后举行提灯游行。邀请昆明地区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在主席台上给“八二三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代表安排重要席位，请“八二三”的主要负责人发言。

“八二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即4月26日上午在昆明工学院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八二三造反派主要负责人黄兆其说“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召开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由黄兆其、杨树先等率领队伍冲击大会。

下午，黄兆其等到省军管会汇报，表示“坚决反对炮派开这个会，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就要去将会议冲散”。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也表示说：“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如果炮派一定要开会，发生一切问题由炮派自己负责。”汇报时在场的省军管会联络员和“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的“八派”头目安矩祥还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参加，不能让他们的大会开成”。汇报完后，黄兆其与安矩祥等人在省军管会内与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研究，形成了冲击大会的行动方案。

無題（詩畫配）

打工鬧市無閒暇

偷空小坐漫思茶

忽見美女對我笑

萬鐘愁緒倍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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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大游行

1967年4月26日晚上八点，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组织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在昆明市检阅台前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造反派夺权三周月。会后举行火炬游行。

4月26日一早，云南大学炮兵团和共产党宣言公社负责人周律型、周继文等人就控制了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将他们带到云南大学会泽院（当时更名为“红卫楼”）二楼云大党委小会议室，由中文系的红卫兵看守。

参加大会的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群众制作火炬。火炬的形式多种多样。大学生的大多是用木棍，顶端捆上柴火制成。有的则制作灯笼，内装蜡烛或煤油灯。工厂的工人则用钢筋、铁棍制成手柄，顶端捆上棉纱，将棉纱在柴油中浸泡一两个小时。

1967年4月26日晚8时15分，“炮派”组织的万炮再轰省市委大会刚开始，“八二三”造反派的头头黄兆其、安矩祥、杨树先等人率领“八派”团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冲击会场，并堵住“炮派”的退路。随后，“八派”冲击大会的团队越来越多，达到十多万人。二十多万人在东风争吵、冲撞。

“八派”依仗人多势众，边冲边打，占领了主席台，“炮派”头头方向东被绑架。炮派的学生们见势不妙，大多如鸟兽散。只有工人坚持战斗。数万人的武斗在检阅台前的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战中许多人被打伤。“炮派”点燃已准备好的火炬开始游行，火炬熊熊燃烧，照亮半边天。游行队伍宛如一条巨大的火龙。“八派”在火炬队的集中冲击下被迫让路。 “炮派”的游行队伍沿途仍受到“八派”的堵截、冲击。八派、炮派双方的武斗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炮派有两百多人被打伤，送到各大医院救治。

第二天一早，两派的宣传车就在市内主要街道用高音喇叭指责对方。八派说“四二六”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同流合污，是对走资派的“假批判，真包庇”;“四二六”是大杂烩，是“老保翻天玩鬼火”，“鬼火游行”。炮派说八派打击革命造反派，破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破坏对黑省委的批判,是保护走资派的真正“保皇派”。

两派互相指责的大字报、漫画贴满大街小巷，传单在全城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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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彻底分裂

1967年4月26日的“四二六”事件在昆明和整个云南引起激烈震荡。

第二天一早，两派就将用公共汽车改装成的宣传车开到大街上，用高音喇叭指责对方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制造“四二六”惨案的罪魁祸首。

自此，每天夜晚八点左右，在昆明市中心的近日公园，以及工人文化宫、塘子巷、小西门等昆明市闹市区，两派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展开辩论。观看、听取辩论的市民以数十万计。他们中有大中学生、机关干部、厂矿工人、部队官兵、城市居民，甚至有从郊区大老远赶来的农民。

两派的宣传车就昆明和云南文革中的重大问题展开辩论。唇枪舌战需要灵敏的头脑，尖利的口齿，标准的口音（普通话），沉稳的气质，还要有对中央精神的深刻理解，对云南实际的广泛熟悉。那些辩论者实在是难得的人才！辩论成为当时昆明最精彩的政治表演。宣传车周围万头攒动，大街小巷水泄不通。

4月27日上午，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委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政委）出面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调解4月26日发生的武斗。

“炮派”负责人认为省军管会处理“四二六”武斗事件不公正，偏袒八派， 拒接到会调解。

张子明、王砚泉对“八派”负责黄兆其等说：“你们冲击‘四二六’大会是错误的。”

下午，“炮派”数千人抬着“四二六”事件中负伤人员上街游行，抗议八派的“野蛮暴行”、“凶残举动”，并到省军管会反映意见。

在游行的过程中，沿途又与“八派”的一些组织发生冲突和磨擦。

4月28日、29日、5月7日、13日，“炮派”与“八派”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之间又连续发生武斗，互有人员受伤。

双方的争吵、辩论、磨擦、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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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溅军医校

1967年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的“炮派”借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成立“五一兵团”，邀请昆明军区军医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宣传队为“五一兵团”成立大会演出。军医学校的“红色革命造反总队”(简称“红总”)得到消息后，尾随“联指”到昆明机床厂。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的“联指”与“红总”是文革中势不两立的群众造反组织。“联指”的头头和大多数成员都是遵守纪律，服从领导，认真学习的学员。他们中不少人是班级的干部或小组长。文革初期，大多没有带头造反。他们属于昆明的“炮派”。“红总”的头头和大多数成员大多不愿循规蹈矩，爱说爱闹，有的甚至是被领导视为“落后份子”，他们军医校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拨人。他们属于昆明的“八派”。

当宣传队表演至“火炬舞”节目时，遭到机床厂“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1966年11月8日从厂部步行10多公里到昆明市委造反，为纪念造反的光荣时刻，故以“一一·八战斗兵团”为名）和军医学校“红总”的冲击围攻，会场顿时大乱，演出停止。

演出队退出会场后上车回校，又遇到“红总”在厂门口设下的路障，欲退无路，在厂内被围攻了一夜。27日上午，两派调集大批武斗人员聚集昆明机床厂，省军管会闻讯，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才撤除包围圈，“联指”人员于27日返回学校。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院校、厂矿“炮派”组织约2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声援慰问被打伤的“联指”人员。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他们高呼：“不许老保翻天”！“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等口号。搅乱会场。

大会无法在操场上进行，转移到学校礼堂继续开会。“红总”将礼堂团团围住。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其亲临现场指挥。通过高音喇叭向礼堂内的群众发出限令第二天七点前向造反派即八派投降。“联指”群众拒绝投降，被围困在礼堂整整一夜。

5月29日晨7时，最后通牒时限已到，黄兆其下达总攻击令，随着一阵凄历的军号声，八派发起冲击，一些人爬上礼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见人就打，棍棒声与惨叫声震天动地，到处散落着鞋子、帽子、书包。被打伤的人仰天惨叫，被打晕的人伏地翻滚。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搏斗，八派制服了“联指”的学员、炮派的学生、工人。勒令所有“俘虏”双手抱头，将他们押解到昆明工学院四号楼，囚禁在教室里。被关押的人数不下3000。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300多人赶到现场，隔离外围的“炮派”增援队伍。“炮派”在民族学院门口抓了前往军医学校增援的“八派”头目刘殷农等人，气氛更为紧张。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省、市军管会领导人黎锡福、张力雄、刘懋功、段思英等到现场调解，召集两派头目做工作，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出双方被抓人员。

当天下午，“炮派”组织数千人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对着军区大楼高叫：“严惩‘五·二八’、‘五·二九’肇事者”！“还我红炮手”！“李成芳（昆明军区政委）挑动‘八·二三’镇压红炮手罪责难逃！”

炮派还在军区门口召开“控诉‘八二三’、‘红总’暴行大会”。

“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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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529”来电

昆明两派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引起中央关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9日晚电告昆明军区党委：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1. 对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2. 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1月28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3. 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4. 对军区副政委×××、×××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再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6月5日，省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告了制止武斗的7条措施。

但是，中央的指示和云南省军管会的措施都没有认真落实，也无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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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抗议

1967年5月29日下午，“炮派”组织数万人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

抗议的群众没有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而是在军区大院门口静坐抗议。

静坐的的群众，在金碧路、国防路、西昌路等大道上挤得满满的。交通为之中断。

所谓“静坐”，并非真正的“静”。

炮派调来两三辆公交车改装的宣传车。车内有扩音装置，车顶四角安装高音喇叭。

宣传车不间断广播抗议书，控诉书，批判文章。

还有被打伤的“红炮手”的现身说法与血泪控诉。

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中间不时插播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还有造反派自己创作的歌曲。

经常播放的就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歌原名《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

歌词是：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湘江岸，你燃起火炬冲天亮，号召工农闹革命。

井岗山，你率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展满地红。

抬头望见指路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瑞金城，你首创革命根据地，工农掌权好威风。

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

啊……

红军是你亲手创，

战略是你亲手定，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后来就成为炮派的“派歌”。

六月五日，云南省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告了制止武斗的七条措施。

在云南省军管会派人多次到军区门口宣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来电，省军管会制止武斗的七条措施后，六月七日，坚持静坐七天七夜的炮派群众撤离昆明军区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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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民面见康生

1967年2月下旬，面对云南省的混乱状况，赵健民觉得自己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便来到北京，要求面见山东老乡康生谈谈文革问题。

2月28日晚，赵健民得到康生接见的通知，如约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位秘书将他领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群众代表谈话，请他稍候。赵健民就坐在小会议室里等候，疲倦不堪的他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

正当他睡意正酣时，秘书把他叫醒，说：康生同志要来了。赵健民赶忙起身，整理衣襟，看了一下表，已是3月1日一时。

待康生坐定后，赵健民认真地向康生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从云南的情况看，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他建议，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用这样的方式来监督领导干部？

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时说：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他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听完赵健民的讲话后，康生问道：“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不假思索即回答：“不就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说：“那只是一方面，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他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

至于开党代会，康生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赵健民看表，快三点钟了，觉得康生忙了一天，凌晨还接见他，不忍心再多谈，就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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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李成芳

1967年3月1日康生和赵建明谈话后，专门找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谈话，告诉他，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健民的动向。

赵健民面见康生，从北京回到昆明，便在云南省委大院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他认为云南省委最大的走资派就是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这张大字报引起轰动，因为这是第一个站出来揭开省委内幕的大字报，他一鼓作气，又接连写了两张大字报。

紧接着云南省军区政委张立雄私下对炮派头领透露：李成芳参加过薄一波的决死队，是叛徒，在蒋介石那里受过训……（此时薄一波已被认定为“六十一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

“炮派”立即把斗争矛头对准李成芳，先后发表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等十多篇文章。

其中，云南大学《九一四战报》发表的《伐李成芳檄文》影响最大。

于是，云南省掀起了炮轰李成芳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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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镜文章

1967年6月，昆明地区出现署名“三镜观察员”的系列文章,并迅速传遍全省。所谓三镜，就是显微镜、望远镜、照妖镜。主笔是“八二三”派的大笔杆涂晓雷、刘浩等。他们写的文章主要有《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说：“西南是刘、邓的根据地，是贺龙、彭真‘二月兵变’的战略后方”.他们在北京“二月兵变”失败后，便到云南策划“五月兵变”。“蓄谋已久的5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5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密室里，开始了他们5月兵变的罪恶活动”。他们计划“在5月29日晚11时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大权。”

文章所说的云南省军区五人小组是指,军区政委张力雄、副政委李明、副司令员丁荣昌、副司令员朱家璧、副司令员王银山。

文章还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健民是伸向昆明军区的黑手。是云南省委参与“五月兵变”的干将。

他们鼓动云南人民，“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粉碎张力雄一伙兵变的阴谋。

这些文章刊登在八派的机关报《八二三战报》等报纸上，同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三镜撰写的这些文章，在云南掀炮轰云南省军区的高潮。制造云南军区与昆明军的对立，加剧了八派与炮派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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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赵永夫，1915年生，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团长、副师长、坦克基地司令员。参加过锦州、淮海等战役。1966年5月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9日，青海八一八造反派夺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大权，占领《青海日报》社。2月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赵永夫派部队武力攻占被造反派占据的报社。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事件”。赵永夫被撤职，并逮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平反获释，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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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喜讯

1967年6月24日，针对云南八、炮两派的对立日益尖锐、武斗不断升级、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生产停顿、民众生活困难等混乱状况，中共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通知》，要求各派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不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

云南省军管会也连续发出《重要通知》和《紧急指示》，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要抓革命，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都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等。

6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委派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在昆明期间，他们先后参加了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接见了驻昆部队干部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群众代表。

他们分别接见八二三与炮兵团两派主要负责人。

6月29日和7月1日，“八派”和“炮派”分别作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六条指示的决议》，双方还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停止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等内容的6条协议。

为此《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春城的喜讯》，热烈欢呼两派和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昆部队写信热烈祝贺两派达成6条协议。

云南人民看到两派联合、社会走向安定的希望。

由于没有解决云南权力之争，没有消除社会动荡的真正根源，协议是虚假的，联合是违心的，安定是短暂的。转眼间，喜讯变成凶音，欢庆的锣鼓声就被恐怖的枪弹声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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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

196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力金（空军第二政治委员）、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

1967年6月29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不合时宜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和炮兵团派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

军队领导干部的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双方面都不要搞打、砸、抢。双方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双方要达成协议，不要抓人、不打人。双方保证不组织农民进城。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

王力特别说了“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只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但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左派不占优势的单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要管起来。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这样的单位，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

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起来。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在军队手上。

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李成芳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传单一出来就糟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

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

谢富治在昆明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说：

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

会上，李成芳就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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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田抢枪

1967年6月底，云南“八二三派”所属“八二三工人造反总部”数千人，乘十余辆卡车到宜良大荒田“抢夺”了驻宜良解放军的大批枪支弹药，拉开了造反派组织抢枪的序幕。

云南首次抢枪事件发生在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等来昆明解决云南两派武斗问题的重要时刻。

解放军部队根据不准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的规定，扣留了带领抢枪的四个造反派首领。

三天后，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即将组织抢枪的四个造反派首领释放，礼送回昆明。

于是，抢枪被悄悄地“合法化”。

很快，造反派“抢枪”风潮兴起。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语录又被造反派的头头们打出来，为他们抢枪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大家行动起来，用武装斗争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为各造反派的响亮口号

“文攻武卫”的口号、标语、传单、报纸铺天盖地。

滇云大地，战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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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联合大会

1967年7月3日，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东风体育馆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大会”。

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要点是：

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

二、针对前段时期一度出现冲击部队的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拥军爱民”的方针，保持部队的稳定。革命派对于军队某些负责人犯的错误不要看得太重，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军队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革命派，保护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组织；

三、云南的两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如果整天忙于打“内战”，就必然影响斗争大方向。要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双方都要开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都要作自我批评，着重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权。

谢富治在昆明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说：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李成芳也就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查。

但是，谢富治等人这次来云南，在军队内部的问题上，在促进两派联合的问题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两派之间的“内战”更大规模地展开，武斗又严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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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向党中央呈送《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全文如下：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并派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帮助，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刻也不离开斗争的大方向。对来自右或极“左”方面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各种思潮、口号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对刘、邓、陶、李、阎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最近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已在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一步肃清和检查我们的错误，认真地吸取教训，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和援越抗美，保卫边防等任务。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压制革命群众、激化两派矛盾的言论和做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对两大派之间的问题，应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由军管会与两大派共同协商，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后，我们要切实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加强对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和巩固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尽快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军管是过渡，过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优势，干部已站出来的单位和地区，即可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条件不够成熟的可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云南省与昆明市尽快建立“三结合”的筹备小组。已实行军管的单位和地区，要改变管得过死，限制过多的缺点，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创造条件。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只要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刘、邓、陶、李、阎的罪行，都应该热烈欢迎，大力支持，坚决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他们过去的缺点错误为借口，进行抵制，反对，排斥和打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军管会即将组织省，市机关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积极帮助各级革命干部尽快地站出来。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也要组织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为干部亮相创造条件。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做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党委凡召开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吸收有关方面的年轻干部参加，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的会议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将参加，各级领导在一定时期要召开一次老、中、小各方面参加的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认真吸取教训，作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今后，一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我们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昆明军区党委     

1967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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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派

1967年1月，造反派掀起夺权高潮，随之而来的是争权夺利导致的造反派大分裂。八二三派与炮兵团派从相互指责到相互攻击，从口诛笔伐到拳打脚踢，从棍棒长矛到真枪实弹。武斗一步一步升级。

年轻的大中学生，满腔热血，无限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可是事实证明造反派的头头们各怀私心，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着革命旗号，结党营私，驱使不明真像的群众打打杀杀，搅得社会动荡不宁。

于是有很多人开始怀疑、动摇，逐渐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信心，丧失热情，他们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他们期盼尽早结束这场相互厮杀的革命。在他们看来，与人斗并没有什么乐趣，只有痛苦、恐怖、血腥。

在找不到答案，看不到前景，不知道如何行事时，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逃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远离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自寻避风的港湾，自找安全的窠巢，自求生活的乐趣。

于是有的人关起门来读书学习，有的人离开学校云游四方，有的人逃回家乡与亲人团聚，有的人开始谈情说爱。

他们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他们自称是逍遥派。

当时笔者曾写过两首打油诗自嘲：

逍遥派

不保皇，不造反

乐天自在逍遥派

不选边，不站队

中央表态我表态

无组织，有纪律

看书唱歌是非外

无政见，有心裁

凡事若愚不见怪

逍遥好

逍遥乐，逍遥好。

不造反，不死保。

看辩论，瞧大报。

不胡说，不喧闹。

不熬夜，不起早。

不参与，不瞎跳。

静下心，不浮躁。

勤读书，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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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攻武卫

1967年春北京开始武斗，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是七十多人。谢富治想由公安、市委分别发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毛泽东批评说：你们还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的所有财物。试图纠正“文革”期间“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二七公社”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江青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在1966年8月8日颁布的文革“十六条”中规定：“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7月22日以后，“文攻武卫”的口号取代“要文斗，不要武斗”。

为了所谓“武卫”就必须有枪，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抢枪”浪潮。

1967年7月底，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将两派的争论、争吵、争斗演进为武装冲突，中国进入全面内战。

云南和全国一样，不但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的专职机构，冲击军事机关，“抢”部队、民兵武器库的枪支弹药，用来“武卫”自己，与对立派进行真枪实弹的武斗。由于军队也形成两派，并且卷入地方的派斗后，“抢”枪实际上是军队给各自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发枪。军队的武器大量流入社会，推进了武斗的升级，社会更加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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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破裂

1967年7月12日，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自认圆满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使命，促成云南八派和炮派的大联合，志满意得，高高兴兴离开云南，向中央邀功请赏。

云南省军管会领导送走钦差大臣后，即在他们离开的当天，遵照他们的指示，召集八派和炮派的常委在军管会谈判。希望通过谈判消除分歧，实现联合，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

第一天的谈判气氛较好，双方看似都有诚意，愿意“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

第二天，7月13日，谈判正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突然间，八派数十名工人抬着几个“伤员”冲击谈判会场，指责炮派一边谈判，一边组织队伍攻打八派，打伤八派战士。

炮派头头李毅（昆明医学院学生）、周律型（云南大学学生）等据理力争，说炮派严守停止武斗协议，八派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首先动手打人，真正被打伤的是炮派弟兄。八派完全是贼喊捉贼。炮派顾全大局，没有将受伤的炮派战友抬到会场上来。

八派头头黄兆其大声吼叫：李毅、周律型你们两位说话可得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

黄兆其的吼声未落，冲进来的八派战士，即刻知道正在据理力争的两位青年学生就是炮派的头头。便一拥而上，当着省军管会众多领导人的面，把李毅和周律型二人打成重伤。李毅被打成脑震荡，昏倒在地。其它炮派头头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谢富治等钦差大臣为制止武斗促成联合的云南之行宣告流产。

刚刚开始的两派谈判就此破裂。

两派大规模的武斗已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