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记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林超民博士
高志英
[摘 要] 林超民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和历史学专家方国瑜教授和江应樑教授培养出来的第一位中国民族史博士，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本文以其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至今的大概经历为线索，从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叙述林超民是怎样从一个来自边陲的淳朴少年成长为一个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其中包含着导师的培养，领导的关心和师友的帮助，以及他“读书教书写书坐定冷板凳勤谨治学，敬业乐业创业怀抱热心肠耿介为人”的志向和胸怀。
[关键词]学高；身正；治学；为人
[作者简介]高志英(1964—)，女（纳西族），现为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边疆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的边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研究。
1998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林超民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是90年代云南大学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教授。面对如此高的荣誉，林超民教授说，这一荣誉不是奖励他个人的，而是奖励云南大学的。这个荣誉包含导师对自己的培养，领导对自己的关心，师友对自己的帮助。
读书教书写书：坐定冷板凳勤谨治学
1962年9月，林超民告别边陲古城腾冲来到昆明，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云大历史系，汇集了方国瑜、江应樑、李埏、杨堃等饮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风华正茂的林超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学习上。他在学习中领悟到，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历史为民族提供经验与智慧。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没有智慧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有了正确的学习目的，就能刻苦学习；学习使他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就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节假日也时常用在学习上。上街就是钻书店。他说，逛商店，使人感到生活的不足；进书店，使人感到知识的贫乏。他要多读书，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林超民要求自己在学习方面要向上看，“过得硬”；生活方面却要向下看，只求“过得去”。一年两个假期更是他专心学习的好时机。在整个大学阶段，他一次也没回过家，而是利用假期通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要籍。
文革中他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接着到西双版纳勐海茶厂当工人，又到中学当教员。回忆这段经历，林超民说，这是我人生中难忘的洗礼，我开始认识中国边疆民族的社会，了解到民众的思想情感，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锻炼了坚韧不拔的意志，锤打了吃苦耐劳的性格。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林超民毅然选择了在当时还是“冷门”的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指导教授就是著名的民族史与民族学专家方国瑜先生。他在方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学习目录学、文献学、民族史、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金石学等。在协助方国瑜先生整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地理考释》等著作的过程中，他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更学到方国瑜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治学方法。
方国瑜先生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清晨工作1小时，早餐后3小时，午饭后5小时，晚饭后7小时。林超民每天也坚持学习16个小时，两年时间把云南大学图书馆古典书库的书籍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浏览了一遍。1982年6月，完成了近20万字的硕士论文《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和统一政权的建立》，并顺利通过答辩。中央民族学院石锺建教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思辩考证极为认真，多有创见和新意，是一部具有当代学术水平的著作。”
1982年，林超民考取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方国瑜教授指导下，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方先生不幸于1983年12月病逝。他在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江应樑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同时，经常向李埏教授请教经济史学问和读书门径。林超民从方国瑜先生学习，对方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极为佩服。读方国瑜的论著，为他的渊博的学识、详备的引证、绵密的思路、丝丝入扣的推理、细针密缕的风格、扎实严谨的结论所陶醉。从江应樑教授学习，对他只身入凉山彝族地区，德宏、版纳傣族地区考察的探险精神十分仰慕。读江先生的论著，为他亲自到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实地考察，以第一手资料写成生动真实的研究报告所倾倒。从李埏教授学习，为他海阔天空的思路、探究历史规律的理论阐释，酣畅流利的文笔所折服。在方国瑜、江应樑、李埏的影响下，林超民形成了求实、创新的学术思想。
林超民在江应樑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2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的西北边疆》，于1985年5月30日上午顺利通过答辩。中国第一位民族史博士在云南大学诞生了！这消息在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上广泛宣传。他没有在赞扬声中陶醉。他自知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只有勤奋才能有所进步，便给自己的书室起名为“补拙斋”，勉励自己“读书教书坐定冷板凳勤谨治学”，决心在方国瑜和江应樑等导师开拓的民族史和民族学的田野里继续耕耘。
林超民是一个读书人。他没有什么非份之想，不过是按照学术规范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钻研；通过学术渠道发表他的研究心得，向专家学者求教。他淡薄名利，甘于寂寞，以沉静对喧嚣，以踏实对浮躁，以勤谨对取巧，在学术园地劳作。近年来，林超民著有《中国民族史》、《马可波罗云南行纪史地丛考》、《北庭都护府研究》、《云南郡县两千年》等，译有《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主编《史学论丛》、《云南爱国主义丛书》、《云南大学史学丛书》、《智慧的明灯——中华文化名人录》十余种，发表论文60余篇。这些论著无不贯穿着他忠实、求真、创新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态度。
敬业乐业创业怀抱热心肠耿介为人
如果说林超民在求学方面做到了“读书教书坐定冷板凳勤谨治学”，那么，他从事行政工作却是“敬业乐业创业怀抱热心肠耿介为人”。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林超民制订了一个五年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像导师方国瑜和江应樑先生一样一辈子专心做研究、搞教学，著书立说，在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上作出成就，决不辜负人民的培养和期望。就在这时，党委决定要他出任历史系副主任，从事服务性的行政工作。在面临个人志趣与社会需要的抉择时，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挑起了行政工作的重担，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深得大家的信任，两年后任历史系主任。
云南大学历史系以师资力量强、科研成果多、学术水平高闻名于省内外。可是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利益与实惠时，当人们不在掖掖藏藏地谈论和追求功利时，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史学受到了冷落。历史系面临着“创收难”、“招生难”、“分工难”、“出版难”的困境。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超民博士，在大学时就认识到史学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及重要作用。他知道空洞的说教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在唤起人们重新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要设法为从事研究与教学的教师创造和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他个人明白，史学工作者从事迟缓、无名又无报偿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必须接受清贫、孤独和寂寞，但是他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枯坐冷板凳，受苦受穷。对那些忙着下海经商赶潮的人，不能强求，这也算是学术界又一次大浪淘沙吧。但对于肯苦学于寒窗之下，不追逐名利，潜心学海的教师，必须切切实实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林超民多方奔走，到处争取科学研究经费。到1992年，历史系的科研经费超过80万元，人均两万余元。这不仅在云南省高校文科中名列前茅，而且在国内高校文科中也名列前茅。同时，他在历史系创立“青年教师基金”，为青年教师解决科研经费，支持他们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接着设立“出版基金”，每年出版一本《史学论丛》，及时发表教师的科研成果，让国内外学者认识云南大学历史系；每年出版三五部学术著作或教材，使历史系的科研和教学齐头并进。他还为青年教师争取到出国进修、访问的机会和经费。先后有3人到印度德里大学访问，1人到美国，1人到英国，2人到非洲，2人到泰国。访问归来的教师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林超民“用好人，少用人，留住人，吸引人”的原则下，历史系已形成一支素质良好、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涌现出一批年轻的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他们中有国家与省级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全国与省优秀人民教师、云南跨世纪人才等等。
林超民认为，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性、非实用性，决定了史学、史学工作者不能唯利是图，也无利可图。评判历史学的价值也不能以赢利、“创收”为衡量尺度，只能以学术上的建树、学术水平的提高为标准，所以，他始终把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在学术水平的提高上。1994年底，在全国数十个重点高校的激烈竞争中，经过全国最著名的史学权威的严格评审后，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大学历史系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在国家教委组织的基地建设中期评估中获得优良。同年，以历史系、人类学系为基础的2个博士点、3个硕士点、3个研究所组成的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经专家论证，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林超民在办好历史专业的同时，与全系教师一起，先后创办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国际事务专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云南工作站。与德国歌庭根大学合作，创办全国第一家“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和与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合作创办“云南大学乡土教材编纂室”。如今的云南大学已成为中国西南的历史重镇，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教学与研究基地，令国内外学者刮目相看。
明道不计功，奉献不求利
方国瑜先生去世后，林超民就把整理方先生的遗著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由他协助整理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分别在1984年和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多方筹集资金，出版了方先生早年的著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整理出版五卷本《方国瑜文集》。方国瑜主编的大型史料汇编《云南史料丛刊》十卷本也在近年陆续出版。这些书方国瑜先生已不及见了，但方先生的学术却永远传扬，嘉惠后学。有人对林超民说，你应该先把你的博士论文出版了。林超民回答是：“我老师的著作更有价值，没有老师何来学生？出版老师的书是再学习的过程。老师的书出不齐，就没有脸面出自己的东西。”
江应樑教授在他的《民族研究文集》的后记中，特别强调林超民为论文集的编辑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一件事是江先生生前也没有预料到的。60年代，江应樑是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的主任。在方国瑜的倡导和主持下，江先生等编写了《中国民族史》讲义，油印几百册，供学生学习。1982年，江先生组建写作班子，希望重新编写《中国民族史》。可是，编写工作进展迟缓。1988年11月江先生赍志而没。林超民召集同门学友，竟先师未竟之志。经过两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三卷本110多万字的《中国民族史》。这套书一出版立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在省内外获得多项奖励。1996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评为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林超民在本书的“后记”中说，《中国民族史》的出版，使江应樑先生的愿望变为现实，如九泉有知，他应感到欣慰。我们把本书奉献于他的灵前时也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辛勤培养和殷切期望。”李埏教授在《薪尽火传，继长增高》的书评中说：“这几句话可谓空谷足音，感人甚深！它蕴藏着深厚的师弟情意和崇高的道德风范。应梁泉下有知，当无遗憾矣！”
林超民还为历史系其他老师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多方奔走，付出了不少心血。李埏教授在他点校的《滇云历年传》的后记中说：“林超民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不辞辛劳，多方努力，使之卒底于成。没有他的努力，本书的问世是不能想望的。”同时，林超民还以奖掖后学为己任，为年轻人的学术著作的早日出版而奔波。陆韧在《云南对外交通史》的后记中写到：“他还对本书的出版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十余年来，经他努力，筹集经费出版的学术著作有20多部。可是，他自己的几部书稿还躺在抽屉里。有人说他是“为人作嫁”的傻瓜。他笑着说，“明道不计功，奉献不求利，我甘愿做这样的傻瓜。”大家说，有这样的傻瓜，我们的学术一定能做到薪尽火传，继长增高！
做学问先学做人
林超民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协助江应樑、李埏指导研究生。1993年，他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到目前为止，他已培养博士7人，硕士20余人。现在还指导博士研究生13人，硕士研究生12人。身为中国民族史第一位博士的林超民，在培养人才方面又创造了两个第一。1993年，他培养了中国民族史第一个“洋硕士”(美国留学生)；1995年，他培养了中国民族史第一个“洋博士”(日本留学生)。现在，他还指导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2位(均来自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生2位(一个来自日本，一个来自韩国)。每年还有六七个国外访问学者投到他的门下学习。他被称为是带留学生最多的博士生导师。一位完全靠自己在假期打工求学的日本留学生先在林超民门下学习，后回国考取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被指定到某名牌大学学习，他去学了几个星期，便放弃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奖学金，自费到云南大学继续师从林超民学习。他说，边打工边学习的确很艰苦，但能够有机会跟从林老师学习，这点苦还是值得吃的。
有这么多人慕名投师林超民门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人格魅力。他指导研究生，强调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有好的品格才能做出好的学问。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说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长、宽、高。就是要有学术专长与业务特长；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精神；要有高远的志向，高善的品德，高深的学问，高雅的情操。只有具备了这样的长、宽、高，才能成为一个方方正正的人。他身体力行的原则是：“遇事不怒，见利让步”。他着重于培养严谨求实的学风，善于思考的品格，独立研究的能力。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他讲课，一方面要学生打好基础，在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上下工夫，不要急功近利；另一方面，他总是把学生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以研究为中心组织教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在教学中不但给学生授业、解惑，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技能。他常对学生说，想象要海阔天空，立论要有理有据，论证要深入细致，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创新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就是要学会创新！
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林超民又以他急学生所急，千方百计为学生解忧除难的高尚情操温暖和感染着每一个学生。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教授陆韧一边在教学第一线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攻读林超民的博士。正当她撰写毕业论文的最紧张时刻，丈夫因患重症在死亡线上挣扎，林超民知道后不顾夜深雨大携夫人急赴医院探望，以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病情；要到台湾讲学之前又托人带了一苗破土发芽的郁金香给陆韧的丈夫，并说郁金香花开之日，就是病人康复之时。在林老师的关心和祝福中，病人每天生存的希望在10%、20%、30%地增大。郁金香开了，病人终于摆脱了死神的阴影，陆韧也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答辩。这一刻，所有的尊敬和感谢都无以言表，生性腼腆的陆韧此生第一次将一束美丽的鲜花献给了自己的导师。来自湖南湘西的土家族学生李远龙是林超民和广西民族学院联合培养的硕士生。李远龙远离家乡到昆明读书，每月不多的研究生津贴还不够他的生活费，远在家乡的孩子尚小，妻子又下了岗，生活十分困难，林超民常常资助他，为他的学习解除后顾之忧。李远龙转到广西民院后，林超民又寄给他500元钱，帮助他完成毕业论文。至今他回想起来仍深情地说：“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助，我要完成学业是难以想象的。”这一切，同学们看在眼里，想在心头。在他们的心目中，林老师不但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慈爱心肠的长者。现在，在林超民门下的学生有白族、纳西族、彝族、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同学们都说，我们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而终日为我们操劳的家长就是林老师。跟从林老师学习，不但学到知识，还学到怎样做人。潘先林博士在他的专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后记中写道，“本书自始至终是在先生的耐心指导下完成的，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寄托着先生的期望。同时，先生和师母非常关心我的成长，常以`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人'的精神教育我们，对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给予了父母般的关怀，甚至对我远在山区的家人，也给予了较多的照顾。没有他们的关怀，也许我还是那个语言迟钝，倔头倔脑的山里人。”这又何尝不是林超民所有学生的心声呢！林超民是云南大学副校长，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他坚持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上课。为了保证上课时间，他牺牲了所有的中午、晚上和周末。现在，他从周一到周四晚上都给研究生上课。忙完一天复杂纷纭的行政工作后，他来不及回家吃晚饭，在7点准时给学生上课；课后还要听部分学生汇报近期学习情况及计划。有时回到家已是11点多。他还常在早上8点上班前，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与研究生讨论问题。面对这样一位为师授业解惑循循善诱，为范正己立德处处表率的导师，没有一个学生不感到时时都有一种力量在激励和鞭策着自己刻苦钻研，努力拼搏。他培养的7名博士、20余名硕士大多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破格取得了副高职以上职称，成为所在单位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是一支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年轻的学术梯队。目前，在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中，由于他的严格要求，精心指导，有的已在《民族研究》、《思想战线》、《学术探索》、《农业考古》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部分研究生的论文被国内相关的权威刊物、丛书转载和收编，并在论文评比中获奖。其中硕士生高志英、缪坤和、傅志上在林教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果《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脱贫致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经济开发新模式研究》在参加1997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中荣获一等奖。最近，一位台湾研究生来信说，林老师，“很怀念你上课的情形。上你的课是一种享受，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您渊博的知识，更令人动容的是您待人诚恳，尤其是对知识的尊重及对学术的执着。”这是对林超民为人为学最真切的评价。
原载于《云南高教研究》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