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拙野史 

血溅甘海资

1968年1月22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解放军部队相遇。“工八团”工人冲开部队防线，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解放军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只好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包围了住在甘海资的“工八团”。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派”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

25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将编造的“滇挺”案公诸全省。《通告》说：“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1、2日，全副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18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动。‘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早在1月26日上午，谢富治在北京批评部队没有堵住“工八团”是“右倾”、“怕死”，指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负责处理“滇挺”问题。当日，鲁瑞林从北京飞赶昆明。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鲁瑞林在会上讲，元月26日在北京开了个会，叫我回来处理一下“滇西挺进纵队”。工八团这个问题，中央处理得很坚决，批评我们右倾怕死。这是阶级斗争，坏人在操纵，我们要采取坚决措施处理工八团。当天下午4点左右，负责执行围剿“滇挺”任务的某师师长来到一平浪矿区，和矿区“炮派”组织的负责人谈话，提出3条要求：第一，部队要派宣传队到矿区来，“炮派”要保障宣传队的安全；第二，给宣传队架通电话线，便于保持部队的联系；第三，三厂的房子让给部队住，在宣传队未进来之前，部队暂不过永红江大桥。“炮派”对这些要求一一同意。由于此时部队已包围矿区，不让出入，“炮派”提出：工八团到煤矿住下待命，没看到什么文件，又不了解怎么回事，要求准予派人出去了解情况。部队领导也满口答应。当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却受命向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人员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27日下午6点10分，部队提前预定时间一天围剿“工八团”。部队占领甘海资后才宣读云南省军管会要求“工八团”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立即撤出矿区的《通令》。

后来经有关方面查证这次围剿行动：一、没有按照中央关于“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的指示办事，而是提前1天采取行动，并结束围剿；二、进行围剿前，也没有按中央规定“派飞机撒传单”，做宣传思想工作，而是在围剿行动结束后，才派飞机到矿区撒传单，做所谓的思想宣传工作；三、围剿中，罗元发得到部队首先开枪打死人的消息后即指示：“对当地炮派要同他们（指工八团）分开，绝不要对群众射击，要抓政治攻势，瓦解为主”，但是这一指示也并未执行。围剿中，“工八团”184人，煤矿职工、家属59人丧生。武装围剿结束后，又挨家挨户搜捕，将100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工八团”480人被抓，集中到临沧博尚办学习班，以“反革命”定罪，押送回原籍山东、河南交有关部门管制，这些人受尽屈辱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