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拙野史 

逮捕赵健民

1968年1月21日晚，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会议代表，并通知赵健民参加会议。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讲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事，突然话锋一转，指着赵健民严厉地说：“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对你的委托!在昆明时，我当面对你讲，要你做两级军区和两派组织的工作。你到北京后还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是你指挥的。你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赵健民听到谢富治的指责，十分惊讶和愤怒，他当即发言反驳谢富治。这时，鲁瑞林插话，诬陷赵健民在召集“工役制八团”开会时说：“留在云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干部，都可以加工资。赵健民质问鲁瑞林道：“这完全是造谣。我在哪里开会说的?什么人听见的?指出证人来!”赵健民继续解释说，两级军区的工作我都做了，我向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提出过防止武斗的具体建议，我还与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政委、王银山副司令员共同研究过防止两派矛盾激化的意见。

这时，康生责问赵健民来北京干什么。赵健民平静地回答说：“我到北京是来汇报工作，反映云南的情况，我向中央写过4封信，前2封是要求反映情况的，后2封是提省军管会的意见，信是由军委办事组转交的，信封上写明了交陈伯达和康生。”康生又打断了赵健民的话，诬陷赵健民遥控指挥武斗，支持“炮派”，出了不少坏点子。赵健民反驳并强调自己做了劝说两派不要武斗的工作。康生要他写条子保证。赵健民当即写下：“我没有对‘炮派’的错误行动进行过支持、提出过赞许的意见。我对‘炮派’缓解与‘八派’的矛盾、避免武斗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我对以上说的两点负完全责任。以上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可以查证。赵健民。”

康生认为赵健民是在耍外交辞令，质问赵健民承不承认谢富治、鲁瑞林提的意见。赵健民回答说，意见不符合事实，我不能承认。康生便说：“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然后问：“抗日战争以前的地下工作期间，你是什么时候与北方局接上关系的?”“你什么时候被韩复榘逮捕的?什么时候出狱的?”赵健民一一作了回答，说自己是被叛徒方春荣出卖被捕的。康生突然说：“我说，你是叛徒!”赵健民回答说：“康老，你说话要慎重，我不仅不是叛徒，而且是以个人生命保卫党的机体没有受损失。”康生叫喊着说：“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叛徒。”赵健民回击道：“你说几遍，我也不是叛徒，因为事实不是。当时山东有500多名党团员都是我领导的，我被捕后，党的机构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北方局派来的黎玉同志还在外面照常工作。”康生看了看赵健民后说：“你是被叛徒出卖的，又顺利地从监狱中出来了嘛!”“凭我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赵健民立即反驳：“是不是叛徒，要凭事实。康老，你怎能凭个人的敏感就定我为叛徒呢?”

在这样一个当时许多高级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赵健民以极大的勇气，不顾打击迫害，据理力争，当面顶撞了当时权势极大的康生。康生未等赵健民把话说完，就站起来说：“我接触这么多走资派、特务、叛徒，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去年我接见你时，你提的意见是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你提议开九大，就是为了把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些乌龟王八蛋选到中央来，让他们重新掌权!”，“我看过‘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适应他们的计划。”赵健民有口难辩，再次被康生逼迫写下了不是叛徒的保证书。但是，任何保证也都无济于事，康生指使谢富治命令警卫当场逮捕赵健民。

事后康生对云南两派代表解释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

2月13日，江青、康生、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康生再一次说：“赵健民1936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他们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是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是国民党”，“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等人还把他们蓄意捏造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宣布为“典型的反革命匪帮”。康生说：“解放军什么反动派没有消灭过，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难道我们还怕赵健民之流。”江青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就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