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拙野史 

制造谎言  罗织罪状

196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派性和武斗严重的问题。

就在此时，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管会不顾事实，捏造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向滇西派出挺进纵队的谎言和“工八团”滥杀无辜的罪名，写成《关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呈送正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首长。

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关于昆明处理“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报告，未经认真核实，就上报中共中央。

1月21日夜间，在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根据编造的报告武断地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2日从昆明出发，4日到达禄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援他们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矿总军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横冲直闯，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的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插话说：“滇西挺进纵队，第一仗打禄丰，打死军代表；第二仗打了一平浪，把煤矿、盐矿也给破坏了；第三仗打楚雄；第四仗打祥云抢仓库的枪；第五仗打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继续向西进，大概是要打遍滇西。这种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康生强调：“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问题，怎么办？我看有4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第二，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收枪；第四，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强迫交枪。”

1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云南驻军两位负责人授意，以1月19日上报昆明军区党委和中央的电报内容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所谓“滇挺土匪武装”的材料，把“工八团”定性为反革命的“滇挺土匪武装”。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两级军区领导未经核实，便将材料上报中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云南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截”，但强调指出：“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1月25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昆明军区党委文件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汇报实际情况。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