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晚霞
翠湖春水映晚霞，
清風煽柳撫山茶。
不覺新月上碧空，
花貓舒腰臥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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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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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与美国
古巴与美国
1962年11月，全中国突然掀起一场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高潮。从首都北京到各个城市，都举行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游行示威。刚上大学的我们，也停课到街上游行示威。高举“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大标语，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浩浩荡荡游走昆明城的主要大街。除了标语，还有漫画；除了喊口号还有活报剧。
游行完，我找来报纸杂志，读有关新闻。才知道我们所要的这个古巴，是北美洲加勒比海北部的群岛国家 。古巴岛是大安的列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对古巴共和国的建立，年青的大胡子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有所了解。对于中国支持古巴的原因有所认识。
从此以后，卡斯特罗的照片画像充斥报刊、大街小巷。还出了邮票。
可是不久，我们国家公开反对苏联，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再不久，卡斯特罗不再成为中国的铁杆朋友。于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有了苏联、美国两个头号敌人。古巴也不跟我们友好。我们自己把自己“光荣地孤立起来”。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今天古巴也和美国佬亲切拥抱，握手言欢了。
回想当年我们空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急急忙忙地游行示威，劳命伤财，对古巴，毫无帮助；对美国毫无损害。不禁哑然失笑。
无论个人小事还是国家大事，都必须有长远的谋略，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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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花香悼园丁
清明花香悼园丁
清明时节，云南大学校园，海棠花盛开过后落英缤纷，鲜艳的杜鹃映红天空、高大的银杏书发出嫩叶。除了师生员工外，还有许多外来的游客徜徉在绿树红花之中，游览、观赏、拍照。
此时此刻，情不自禁地想起武文忠师傅。我读大学时，常看见他一个人从早到晚，在校园栽花种草植树。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从不懈怠。学校的小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武文忠师傅的先进事迹。说他是云南大学学习雷锋的标兵。
武师傅是易门人，1946年到云大校长办公室当工友，在农学院园艺系技师杨辉远教授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园艺规划、生态布局、花木种植、果树嫁接等技艺。1952年以前，云大全校仅有乔灌木1337棵，自从武文忠带领学生在云大内种树后，到1963年的十年间，乔灌木成林者达4000多棵。十年的时间，武文忠为云大种下了近3000棵树，包括物理馆前的银杏树、钟楼周围的垂丝海棠。
武文忠师傅给果树的嫁接成活率近100%，生物系请他上课，指导大学生做实验。他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中，武文忠以工人代表的身份选入学校“革命委员会”。成为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久有人举报他曾被熊庆来、李广田两位校长夸奖，说他是云南大学的米丘林，就将小学文化的武文忠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清除出革委会。1970年夏，武文忠在位于筇竹寺后山的云大龙潭农场自寻剧毒草药煮食后含冤去世。
今天是清明节，我们在云大校园的花丛中、绿荫下欣赏美景，享受幸福之时，不该忘记为云南大学培育乔木、花卉、绿草的武文忠师傅。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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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忘记的“红色教授”秦瓒
不该忘记的“红色教授”秦瓒
当今云南大学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秦瓒教授了。更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红色教授。拂去历史的尘埃，让久被淹没的秦瓒教授，重新回到我们的校园，和我们一起共创云南大学的新辉煌。
秦瓒，字缜略，湖南省固始县人。其父秦树声， 为清末双科进士，曾任曲靖知府、腾越道尹，云南省学台。其幼年随父亲在云南度过。
1919年秦瓒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1927年3月到北京社会调查所任副主任，研究农村经济。此时张学良慕名请他到东北做官，被他婉拒。他专心做研究，用英文写了《北平四郊生活指数调查》、《湖北省棉花连销调查》两份经济调查报告并由北京社会调查所出版发行。由此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1928年9月到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讲授财政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在北平办三民主义研究会，筹办《三民主义月刊》邀请他担任编委，被他推辞。后来，阎锡山高薪邀请他到山西大学任教，亦未接受聘书。他潜心研究、专心学问。所著《新财政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所得税问题及发展》于193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联合大学”。战事危急，长沙难保。联合大学只得再次西迁。
在参加“长沙联合大学”高层领导的讨论西迁问题时，秦瓒大力推介云南，指出云南的自然人文环境之优良以及在抗战中的地位之优越，并向三校校长表明，其父当过清末云南学台，政界和教育界都有不少熟人，如果临时联合大学南迁到云南昆明，他将尽力找当局游说，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迎和大力帮助。最终大家被他说服，一致同意联合大学迁往云南。
迁往云南的方案确定后，他自告奋勇，亲率先遣队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地从长沙赶到昆明。
一到昆明就拜会政府要员，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云南官绅及社会贤达的全力支持。云南省政府安排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全力配合，协助他选校址，迅速盖起一些简易草棚作为临时校舍，此外还向云南大学借用了部分校园来充当学生服务部和医务室。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后，他同时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用中文和流利的英文讲授经济学和财政学，为两校师生同声赞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返回北京复校，南开大学返回天津复校。秦瓒随北京大学返回北京，继续在经济系任教。
1947年，秦瓒应熊庆来校长邀请从北平回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他不满当局的经济政策和政府的贪污腐败，时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痛斥政府的错误与腐败。他积极参加学校师生的民主集会，并登台发表演讲，抨击政府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
1948年“七一五”昆明学生运动中，秦瓒积极配合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与当局谈判，解救被围困在云南大学会泽院的学生。受到师生敬仰和拥护，被誉为“红色教授”。
1949年初，为解决云南财经危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助手缪云台出面成立云南省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请秦瓒先生主持全面工作。他提出云南财政经济改革的三点措施：停止使用金圆券，恢复云南原来流通的银元；截留上缴中央政府的国税；扣留民国中央政府的黄金。卢汉采纳了他的建议，使云南财政经济度过难关，为云南解放奠定了经济基础。
1949年5月以进步教授为骨干的云南大学新教授会成立。秦瓒被推举为教授会负责人。5月，云南大学的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工人警卫会、学生会正式组成“云南大学五联会”。推举秦瓒担任“五联会”负责人。1949年9月9日，卢汉发表《告云南人民书》、《告保安官兵基青年学生书》宣布昆明戒严。9月13日军警进驻云大，将秦瓒为代表的九位主张民主、自由的“赤色”教师解聘。
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通电全国，率领云南省军政人员起义，宣布云南全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昆明起义后，秦瓒被公推为云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学校全盘工作。在等待接管的过渡期间，他主持恢复了教学秩序、评定教师职称、进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他代表云南大学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他还带领教职员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参加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
1951年10月周保中接任云大校长。此后，秦瓒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在1950年代初为云南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后，云南大学评定职称，秦瓒被评为二级教授第一名。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院系调整”。云南大学经济系被撤销。秦瓒精通英语，并掌握法语、德语、俄语，被安排到外语系执教。1958年被打成“右派”，失去教学的资格,安排到图书资料室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备受折磨。他的讲稿、书稿被抄查，荡然无存。云大不少受迫害的人以死抗争。秦瓒教授始终坚信自己无罪，坦然面对各种批斗，在批判斗争的喧闹中安详地读书、品茶、饮酒、散步、沉思。
1979年云南大学党委为秦瓒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4月教育部批准云大恢复经济系。他以前的秘书董孟雄参加经济系的重建工作，并出任系主任。已经81岁高龄的秦瓒教授又回到经济系执教。秦瓒通过美国的老同学募捐到许多专业书籍，为师生提供了最新的参考书。秦瓚教授为经济系的重建、为云南大学经济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2月秦瓒在大连辞世。享年90。秦瓚离开我们将近三十年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做出重大贡献的“红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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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云大
今天是云南大学建校开学上课九十三周年纪念日。云南大学是雄伟的柱石,不断向上的台阶.我是古老台阶下的一株小草。感谢云大培育了这株小草。感恩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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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凋谢的金花
杨丽坤 今天是杨丽坤的生日。
1942年4月24日，杨丽坤出生在云南省宁洱县磨黑缜一个富有的彝族家庭。
1954年参加文艺演出，被云南省歌舞团团长胡宗礼发现，将她召入云南省歌舞团。15岁成为云南省歌舞团主要演员。
1959年初，主演国庆献礼电影《五朵金花》，名声鹊起。1964年主演《阿诗玛》。
杨丽坤主演《五朵金花》与《阿诗玛》在中国亿万观众心中留下难忘的美好形象。五十年前，1966年4月，康生、江青指责电影《阿诗玛》宣传爱情至上的“大毒草”，杨丽坤被污蔑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受到残酷的迫害，以致精神失常。在周恩来总理关照下，得以从黑牢转到精神病院治疗。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杨丽坤悲痛万分，她含恨割腕、悲愤悬梁，都被抢救回来。2000年7月21日在上海家中病逝。杨丽坤为云南人民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世界认识云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丽坤永远活在云南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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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我们的
每逢五四青年节，上级都会用毛主席的这段话鼓励青年人：“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年轻时我们也常常用这段“最高指示”鼓励自己，按照领袖的教导满怀信心地，奋勇向前，误以为世界就是我们的。年登古稀，回顾来路，方明白，世界从来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热血青春耗费在大炼钢铁中、耗费在虚浮的大跃进中、耗费在“四清”运动中、耗费在疯狂的文革中、耗费在农村广阔天地的再教育中。
我们无法拥有世界，我们无法改变世界，我们无法创造世界。我们只能在时代给你的狭小天地中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辛辛苦苦、愉愉快快地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做出自己的成绩，也就是为这个世界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不愧对自己，也不愧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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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 校园睡莲绽放
立夏
校园睡莲绽放
一
清池绿柳白睡莲 读书声里又一年
退院老僧犹撞钟 伏枥骏马思向前
白头不觉春光老 绿叶更添夏日闲
淡泊人生堪欣慰 宁静书斋有新篇
二
池塘绽放白莲花 转瞬一年又立夏
发白迎风飘旧颜 树老逢雨发新芽
闲来校园觅佳句 乐去书斋品清茶
古稀尚无迟暮意 放歌纵情笑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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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
前几天在钱局街见到一位小脚老奶。她来自师宗县山区。自言：属鼠，今年八十岁。当是1936年出生。裹小脚的时间一般是四五岁时。她缠足的时间在1940年前后。这时，云南城乡大多已不再缠足。昆明、大理、保山、曲靖等城市早在辛亥革命后就不再缠足了。这位小脚老奶，在当地不仅只是个别现象。可见云南自1911年废止缠足开始，到1940年代三十年间，还有不少地方保持缠足陋俗。云南文化的传播主要在交通沿线的城镇。在偏僻的山村，新风气很难到达，古旧的传统无论好坏，都长时间得以延续保存。研究社会历史一定要注意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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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脚大乱 2016年06月12日
下午茶 补拙野史
阵脚大乱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接连三次与江青、康生谈话：严厉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毛泽东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还点名批评邓拓写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扎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听到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和北京市委的风声，云南省委一时阵脚大乱，连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4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列席会议）。紧急讨论大专院校开展文化革命的问题。会议要求各院校立即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迅速组织左派队伍，广泛动员教职工和学生中投入文化大革命。
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会上否认省委一致同意的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即四月提纲），指出“四月提纲”“有严重错误，要立即收回。”
5月7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1，由高治国、许志奋、王甸、张世祯、任大卫五人组成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高治国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王甸任主任。2，省委每日以半天时间学习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和中央有关指示和报刊社论。3，立即动员省委机关和军队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章，积极投入文化革命运动。4，各高等院校、文化、学术机关的党委应该把领导文化革命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5，批判必须抓住大是大非问题，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是非问题。在一个学校、一个单位范围内公开批判的人，要报经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批准；在全省批判的，要报经省委批准。8日，省委下发会议讨论纪要。
尽管云南省委拼命紧跟中央，但还是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他们根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真正意图。乱了阵脚的云南省委，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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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李孟北
下午茶 补拙野史
批判李孟北
1966年3月毛泽东点名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设反党黑点”。给他们三人扣上“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政治帽子。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要求在全国大抓各式各样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反党分子。
1962年春，邓拓来云南，李孟北曾向邓拓请教办报的方针方式方法等，并陪同李孟北游览名胜古迹。邓拓写了三首诗，其中两首发表在《云南日报》1962年2月2日第三版。在邓拓的引导和鼓动下，1962年3月，李孟北在《云南日报》副刊开设《滇云漫谈》杂文专栏。李孟北用是“史常真”的笔名，在《滇云漫谈》上发表杂文多篇，又和副总编夏雨、周钟德一起用李钟鸿的笔名发表《立春有感》等杂文。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的《奉告读者》中说：“《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类似《燕山夜话》）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谈》。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改进内容，更好为读者服务。同时也希望读者们也能够从这些报纸的专栏中得到有益的知识”。据此，就将李孟北与邓拓联系起来，将《滇云漫谈》与《燕山夜话》联系起来。说李孟北与邓拓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向党进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派出以组织部副部长戈力为首的省委工作组到《云南日报》，发动群众，揭露报社问题。
5月26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云南日报》问题。会议认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在副刊开辟的《滇云漫谈》专栏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应当在报刊上公开批判。
5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向中共西南局报送将李孟北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报告。第二天，中共西南局即批复同意。
6月1日，省委做出《关于成立云南日报社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由戈力带领的省委工作组组成云南日报社文化革命小组，行使编委会职权。6月22日，省委决定成立《云南日报》新编委会。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波担任总编辑。
6月6日，《云南日报》以二三两个版面严厉批判《滇云漫谈》。由王甸（笔名陈岩）执笔的文章《“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一文将《滇云漫谈》说成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分店”。
6月7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李孟北，将他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月3日，《云南日报》点名批判原副总编（已调任省人大办公厅任副主任）夏雨、副总编周钟德。将李孟北、夏雨、周钟德仨人打为“三家村云南分店”、“云南的三家村”。
《云南日报》的不少干部、编辑、记者，甚至通讯员都受到株连，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侮辱。
紧接着，云南大学将在《滇云漫谈》上写过历史杂文的张德光、江应樑、李埏三位教授打为云大“三家村”。后来又加上讲师尤中，成为云南大学“四家店”反党集团，在学校点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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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工 作 组
1966年6月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新组成的中共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当天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到各大学，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6月5日，云南省委派出64人组成的工作组，由马文东、岳肖峡、赵守义、张克、张世祯五人带领分别到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农林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工作组到高等院校后，立即发动群众张贴大字报，揭露“黑帮人物”，揪斗“三反分子”，横扫“牛鬼蛇神”。到七月中旬，贴出大字报13万7千多篇，被点名的党政干部、教学科研人员1867人、高校干部、教师的58.7%。经工作组初步认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重点人物”有141人。占干部教师总数的4%。其中院校一级的领导干部是：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季、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广田，昆明医学院党委书记颜义泉、院长杜芬，昆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福钧、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昆明农林学院院长彭少彭。其中，李广田、颜义泉、彭少彭三人在《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
8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新北京市委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正在北京开会的阎红彦立即通知云南省委尽快撤出工作组。
8月5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省委决定派到各大、中学校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一律撤出。当天晚上，所有工作组全部撤离学校。
云南大学的工作组组长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在撤离时召开一个有革命师生参加小型座谈会。他在会上说：省委派工作是正确的，现在撤出工作组也是正确的。撤出工作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从6月5日派出工作组到8月5日撤出工作组，刚好两个月。有不少学生提出：既然派工作组是正确的，为什么又要匆忙撤出？既然撤出工作组是正确的，为什么当初又要匆忙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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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比照顾更重要
尊重比照顾更重要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调研组到云南调研。今天上午，省侨办在真庄宾馆小会议厅召开调研座谈会。省侨办副主任胡明学主持会议，省侨办主任杨焱平汇报云南省维护侨益情况及对华侨权益保护法立法建议。省政协副主席曾华讲话。退院老僧在会上发言。建议把对华侨的“照顾”，改为对华侨的“尊重”。尊重华侨的信仰，尊重华侨的自由，尊重华侨的人格，尊重华侨的财产，尊重华侨的权益。华侨应具有国民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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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逮捕 大清洗 大换班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大逮捕 大清洗 大换班
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1966年5月下旬，省委制定了一个大逮捕、大收监、大劳教的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1966年6月5日，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阎红彦强调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布置“有啥揭啥”，有意将矛头引向群众。
6月7日，在地委书记会上，阎红彦说：“1963年单干风、翻案风，文艺上的自由化，机关读古书风，全国有，我省也有”“我省有单干问题，过去被于一川、梁浩隐瞒了，所以认为问题不大”。“我们的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水平低，当时没有发现”。
6月10日，阎红彦在地委书记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
阎红彦在会上以“组织革命化”为名，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
1966年6月26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步骤草案，和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孙雨亭制订了全省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阎从西南局带回的一个绝密文件上说：“全国要抓40万右派”。在一次常委会上阎红彦问：“57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回答：“一万二千多”。阎红彦说：“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搞的面会大大超过。”
根据阎红彦“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指示，云南省各专州县派出工作组进驻县第一中学，县级中学小学集中到县城整训，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把不少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并准备清洗开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不少教师被逼自杀或逃跑。
云南省委将文化革命引向大抓右派，大抓三反分子、打击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这与毛泽东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党内野心家的方针完全背道而驰，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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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高治国
下午茶 补拙野史
抛出高治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毛泽东在修改通知时加进了十分尖锐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为贯彻“五一六通知”，各省市就必须抓出几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否则无法向中央交差，也无法向云南人民交代。云南省委书记首先想到按照“二月提纲”起草“四月提纲”的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治国。
高治国，1914年生于山西五台，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山西第五专区保安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委、晋冀鲁豫旅副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师政委。国共战争期间参加上党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0年后，历任中共大竹地委书记，燃料工业部西南电力管理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云南省水利电力厅厅长。1960年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4年夏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65年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央有意让他接替阎红彦担任云南省委书记。
1966年5月下旬，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孙雨亭召集张曙光等，收集整理了高治国的“反党”材料，密送阎红彦。
1966年6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集中火力批判高治国。当晚，密电中共西南局，提出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由孙雨亭任省委文革小组组长的请示报告。第二天，中共西南局批示，同意云南省委报告，并免去高治国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职务。
7月4日至6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吸收各部委和大口的负责人参加。用两天时间猛烈揭发批判高治国的反党言行。将高治国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所写《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教育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两篇文章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重视发挥老教授作用说成是“鼓吹教授治校，宣扬业务第一，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在历次运动中收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老知识分子甄别平反，说成是“为右派喊冤叫屈”，为“牛鬼蛇神翻案”将高治国主持制订的“四月提纲”说成是“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极力对抗文化大革命”。省委常委7月6日会议一致认定，“高治国是一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影响，省委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他进行彻底清查”。
西南局将高治国问题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说：“高治国过去是一个好的地委书记；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不要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7月20日，中共西南局批示：同意云南省委7月9日报中央并西南局的请示中提出的成立专案小组对高治国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的意见。关于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问题，经我们与云南省委商议，改为在内部进行彻底批判。撤销高治国省委副书记及一切职务问题，可待批判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再行宣布。
7月9日，中共云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云南省委宣传部，开展文化大革命，揭发宣传部的问题，抓高治国的黑班子，将宣传部副部长张更生、宣传处处长吴玉才，打为“高、张、吴反党集团”，并隔离审查。
不久，传出高治国自杀未遂的消息。后来，高治国说，他从未有过自杀的想法，不过是睡不着，安眠药吃多了几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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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17日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刘林元自杀之谜
当云南省委决定批判高治国之时，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林元突然自杀。
刘林元，曾名王家福。云南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出席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次年回国。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席。
1950年以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林元去世的消息官方只是在《云南日报》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何时死去？如何死去？都没有说明。
50年过去，刘林元的死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副省长为什么会突然自杀？他是怎么自杀的？当时小道消息说，刘林元是在昆明郊区筇竹寺后的山间用手枪自杀的。也有消息说是在昆明北郊的小麦溪山间上吊自杀。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对刘林元的这个人及其他的突然死亡感兴趣，除了他最亲的家人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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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元自杀之谜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刘林元自杀之谜
当云南省委决定批判高治国之时，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林元突然自杀。
刘林元，曾名王家福。云南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出席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次年回国。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席。
1950年以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林元去世的消息官方只是在《云南日报》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何时死去？如何死去？为何死去？都没有说明。
50年过去，刘林元的死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副省长为什么会突然自杀？他是怎么自杀的？当时小道消息说，刘林元是在昆明郊区筇竹寺后的山间用手枪自杀的。也有消息说是在昆明北郊的小麦溪山间上吊自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会对刘林元的这个人及其他的突然死亡感兴趣，除了他最亲的家人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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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著作
下午茶 补拙野史
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6月30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见》。提出：必须继续教育所有干部深刻认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真正懂得一切工作中必须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但最根本的是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使自己不断革命，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1年、1952年、1953年、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陆续出版。1964年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供内部学习用的版本。这个语录本随后几经增删，到1965年8月正式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议，林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2月，林彪进一步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学毛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实用主义的学毛著的方法。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林彪关于学毛著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在全军乃至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举国上下再次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确立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做到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为文化革命的推行确立了是非标准与思想保障。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云南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下，云南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要求每个人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时时刻刻听毛主席的话，认认真真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工人、好农民、好干部。要求每一个人“学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于是到处挂毛主席的相片，到处写毛主席语录，到处造毛主席的巨型塑像。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时时刻刻怀揣毛主席语录。
一天到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歌声。
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为毛主席推行文化大革命打了开顺畅的通道。后来举国上下流行一句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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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五七指示”
下午茶 补拙野史
贯彻“五七指示”
1966年7月1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林彪将这份报告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因为这个报告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大中小学都要按照“五七指示”学军、学工、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
1968年，黑龙江柳河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五七”命名的干校。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许多老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 。云南省也在边远山区开办数十个五七干校。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按规定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不时还要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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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兴起
下午茶 补拙野史
红卫兵兴起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造反组织“红卫兵”写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云南也和全国一样，红卫兵在中学迅速兴起，不久大学也开始成立红卫兵。
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十六条）。“决定”认为，红卫兵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强调：“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挥手鼓励红卫兵大胆造反。
8月19日，昆明十万群众在东风广场集会，阎红彦发表讲话，他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8月23日，《云南日报》报道北京红卫兵横扫“四旧”的消息，并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当天，昆明红卫兵走上街头扫四旧，冲击云南省委。红卫兵运动在云南兴起。
红卫兵的扫四旧行动，对云南传统文化、历史遗产、文物古迹等造成极大破坏。大批珍贵典籍、古物、文玩、书画被焚毁、捣烂。许多传统街道巷道被强行改名。“老字号”商店被迫使用革命的红色名字。仅昆明市区就有430条街巷和数以千计的商店被迫更名。96个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传统名牌商品、民族特色用品、祭祀和宗教用品被勒令停止生产、销售。普通民众的穿着、发型，稍有特点就被视为“奇装异服”强令改变，实行整齐划一的革命化装束。教堂被捣毁，寺庙被砸烂，清真寺被封闭，神职人员被强制劳改、僧尼被强令还俗，神像被打碎，经文被焚烧。昆明金马碧鸡坊被拆除。安宁法华寺石窟、大理世祖平云南碑、丽江忠义寺、潞西凤平佛寺与金宝塔、中甸归化寺、保山卧佛寺、腾冲来凤寺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在揪斗“牛鬼蛇神”的旗号下，非法抄家、刑讯逼供、勒索财务、席卷全省。仅昆明市就有1749户被非法抄家，包括被保护居住在昆明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36户（其中有省政协常委、怒江州州长、德宏州副州长、文山州政协副主席。怒江州政协副主席等）。据不完全统计，被炒走的财物黄金4800多两、银元约三万元珍贵工艺品和历史文物3613件。云南大学所有教授的家都被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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