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通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今夕与未来：林超民与蒋能杰对谈
2020年10月28日上午八点，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独立制作人蒋能杰导演应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马丹丹副教授邀请，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16教室为线上线下的师生带来了上海大学2020年研究生“金课”项目《人类学史》系列讲座第八讲——“中国影视人类学的今夕与未来：林超民与蒋能杰对谈”，并邀请到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陈学礼老师担任讲座评论员。
讲座正式开始之前，马丹丹老师简单介绍了她于2016年结识林老师，当时就与林老师相谈甚欢，很高兴能够再次隔空相聚，同时马老师也表达了广大师生对于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创建历程的浓厚兴趣。马老师谈到，认识蒋能杰导演始于《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观看此片后感慨甚多，于是她尝试通过此次活动来打破学院派的文野之别，让从事创作和实践的纪录片导演与体制内的影视人类学团队进行对话、交流，希望能够对同学们所关心的田野工作者和当地人的关系如何在影视人类学中呈现出来作出解释。
林超民：“筚路蓝缕——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建”
林超民教授首先提出他此次发言的主题为“筚路蓝缕——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云南大学民族研究的历史，二是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创建，三是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创建。林教授说他已年过古稀，而蒋能杰导演和陈学礼老师都是年轻有为的制片人、学者，开玩笑地说这是一次夕阳与朝阳的对话、一次空谈者与实干家的谈话、一次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一次过去与未来的对话。林教授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能让大家了解到影视人类学发展至今走过的道路，从而能够在未来更好的发展中国影视人类学。
林教授讲到，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杨成志先生就开始到云南做民族研究，并帮助云南大学开展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江应樑先生于1938年写成《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之后江应樑先生收集了很多文物并作了一系列展出，推动了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1937年熊庆任云南大学校长；1938年聘请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教，并于1939年7月创办社会学系，吴文藻任系主任；1940年费孝通接替吴文藻担任云大社会学系主任，并担任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负责人；1945年费孝通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杨堃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1942年，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发行《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边疆研究丛书》十一种。由此，对于西南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云南大学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杨堃、江应樑等延续下来的社会学研究；一个是方国瑜主持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化研究的民族史研究。1950年以后社会学成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1954年该学科被迫取消。社会学系撤销后，杨堃先生和江应樑先生就转到了历史系和方国瑜先生一起搞民族研究，组建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教研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林教授说，在1983年12月，他的导师方国瑜先生不幸去世，于是他转而师从江应樑先生，在江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并于同年八月被任命为历史系副主任。之后云大逐渐恢复社会学系，林教授便提出申报了人类学专业，并于1988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陈学礼老师就是云大人类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在人类学专业建立以后，林教授提出人类学学习模式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应该执着于用文字、照片记录，而应当尝试电视、电影的方式，于是在1995年4月，北京举办的首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研讨会上，林教授与德国哥廷根电影研究所所长Galle博士进行初步磋商，拟定合作协议，决定双方共同在云南大学成立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影视人类学人才，该研究所即是亚洲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林教授随后还介绍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 of Visual Anthropology，简称EAIVA）的几位优秀学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鲍江教授、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陈学礼老师、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张海先生、中国影视人类学教育的启蒙者和开拓者、中国最早的影视人类学实践者谭乐水老师。林教授说谭老师是中国最早的纪录片人，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DV摄像机的人，他长期从事于影视与纪录片教育，培养了数百名纪录片人才，为我们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林教授借弘一法师一句“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加色在，留待后人来”表达出对后浪的期望以及对学科发展建设美好未来的展望。
蒋能杰：“从《路》开始的我的纪录片之路”
蒋能杰导演首先表达了对于林教授此次分享的敬佩与赞赏，接着介绍了他此次给听众带来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创作的初衷，以及这些创作背后的一些思考。蒋能杰导演说他自己虽是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但兴趣更多在乡村教育，尤其是与出生成长相关话题。于是他从2009年开始拍摄相关纪录片，他提到在拍摄之初为了获得孩子们的信任，让孩子们接受他、习惯他、习惯他的镜头，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和孩子们相处，给他们上课、买零食，并于2010年拍成第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路》。家乡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村小的孩子》和《初三》，包括之后的大制作剧情电影《矮婆》都更加关注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问题，通过这三部作品，蒋导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飞快，但在这繁荣背后仍然存在着大量被社会忽视的农民工群体，这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在十年二十年后回来发现与孩子之间出现隔阂、没有感情、甚至无法沟通，家庭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孩子们更加叛逆、迷茫。
2012-2015年，蒋导将拍摄对象转向老人，他想要去尝试涉入口述史纪录片，提出了抗战老兵拍摄计划，便有了之后《龙老》这部作品。龙老是云南远征军，参加了松山战役，是第八军103师的一位机枪手。蒋导提到在对这些抗战老兵做访谈交流时，他觉得我们需要对相关的历史资料提前做功课，好处是老人年岁已高，在老人家记忆有空缺时可以给予适当提醒，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你，也会与你更聊得来。
接下来蒋导借这部关注尘肺病题材的纪录片《矿民 马夫 尘肺病》提出，很多事情只有传播才会有价值，社会问题只有让更多的人们意识到才是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去发声，他认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会让政府更高效，人民生活更和谐。随后蒋导简单介绍了他接下来的两部即将面向大众的作品，分别是关注心智障碍群体的《一起都会有的》以及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彩虹游轮》。
最后蒋能杰导演说他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希望看完这些片子的大家可以多点善意、多点尊重、多点爱，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他作品的关注，给他带来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陈学礼评议：“缺乏社会现实关注的民族志作品本身就是伦理问题”
陈学礼老师首先感谢了林老师对影视人类学比较久远的历史进行的梳理，也感谢蒋导演在这里分享了他整个纪录片的生产历程。陈老师提到，对于马丹丹老师提出的作为独立电影导演和学院派团队之间的壁垒和偏见如何打破这个问题，也是他一直想努力了解的。他认为做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人有两个弊端，一是非常高冷，二是太过于关注文化而忽略了人，很少能够从实际经验出发，缺乏一种同理心。陈老师非常赞同蒋导演强调的长时间跟踪拍摄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代有太多人打着民族志电影的旗号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使之变成了一种快餐化的生产，包括他自己也会卷入到这样的影视深潭，深感羞愧。如今大多数民族志电影里面“人”的性格被抹杀，他们的出场都是为了去表达我们已经总结出来的一种文化归性，而且非常遗憾的是很多片子仍然没有醒悟过来，所以到底这个“人”在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怎样去表达出来，是我们要向蒋导学习的。
陈老师说，拍片过程是一个发现新知识的过程，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去理解这个过程，甚至在做民族志电影之前我们太过于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展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想法，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探索，那么影像就会发生质的改变，会呈现出很多意料之外的、但是会充满活力、张立的东西。
陈老师提出关于蒋导提到的记录抗战老兵的口述史、去做背后的这些人从记事到现在的事情、去维持他所经历过的这些暗层工作，放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我们会把它叫做前期的田野调查研究，所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去界定什么是民族志纪录片、什么是专题纪录片，我们需要回到人本身，即影片的生产者和摄像机跟前的那个人的层面上来，影片或者说某种影像的边界是可以打破的，这个打破不仅仅包括所谓的已被西构的影像或其方式的边界的打破，也应该包括剧情片和纪录片的这种边界的打破，所以蒋导演在这方面走的非常超前，我们不仅会看到他的记录影像，同时他也会以剧情的方式来展现，那么记录影像涉及到的伦理或其他没有办法展现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在展现。
最后，陈老师提到他的一点担忧，这些担忧来自于最近两年，他在一些影展上做评委或者作为影片出品的时候，很多影片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蒋导演做记录影像以来非常看重的问题，同时也是纪录片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东西，即以生活为背景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当中的伦理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影片如果不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那么这本身就是这个影片的伦理问题，只有关注社会问题本身才是纪录片摆脱伦理问题的第一步，而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我们又会面临到有些题材的影片会把我们摄像机前的人物作为牺牲者丢到社会公众面前，这是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挑战或者麻烦的，但是这时候会有导演站出来说我们就是要以艺术的名号引发公众对他们的关注。陈老师提出的思考是记录影像本身是要和别人待在一起，甚至要一起吃饭，占用对方的时间，这很容易就滑到对别人产生剥削的程度上，所以实际上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特别谨慎于可能带来的一些伦理问题。
随后林超民老师表达了对陈学礼老师评议的感谢，赞扬了他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协助老师们在发展影视人类学道路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称颂了陈老师认真踏实的学术态度、淡泊名利的学术精神。
马丹丹总结：“影视人类学的双轨制”
马老师认为影视人类学是一种技术引入，要从无到有的把这套基础设施建设起来，林超民老师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后面的青年才俊去掌握这个工具。从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出现了一种双轨制，一个是获得高校、国家各方面自上而下的学科资源，继而走上体制化的道路，这里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等一系列国际协会提供的资源，即本土化的同时还有着国际化的支持，这个学院派的搭建也是陈学礼老师他们所一直致力于的学术规范化工作；那么另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算是一个资本的兴起，是香港商人提供的资本来源，可以说他是一条野路子，即林老师所说的这些早期创始人例如郝跃俊、谭乐水等人走的这种草根路线。马老师觉得蒋能杰导演就有点像这条野路子，他从各个渠道、四面八方去筹集资金，但是他作品中个人风格的烙印却越来越深，所以从这点来说，马老师非常同意陈学礼老师所说的文野之别可以消泯掉。对于陈学礼老师讲到的“缺乏社会现实关注的民族志作品本身就是伦理问题”，马老师给予了高度赞扬，她认为学科思想史的突破是建立在关注社会现实的记录实践的基础上的，离开社会现实，思想史犹如悬浮于粗砺的土地之上的、格尔兹在象征符号体系构建的“亭台楼阁”。她同时指出学院派有了国家大量学术资本投入后，却形成了一种快速拍摄的“大跃进”献礼浪潮，出现了很多别的问题，所以表面的学术繁荣其实可能只是泡沫。
最后，马老师强调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不仅需要草根独立制作人孜孜不倦的坚持和努力，也需要学院派工作者的不断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弥合边界，促进我们的事业繁荣发展，最终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