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改名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鼓励红卫兵“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笑着说说“要武嘛”！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彬彬写的《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说，我听毛主席的话，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改名”热潮。许多人都把名字改为富有政治色彩，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名字。诸如爱党、向党、颂党、卫党、向红、卫东、向东、红兵、爱武等等。

8月19日中午，云南大学学生食堂，有个人跳上饭桌，高喊，我的名字有封建色彩，要改为“方向东”。此人后来成为云南大学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一个拉祜族土司的儿子在中文系读书，他跳上台说：我要背叛土司家庭，不要父亲的姓氏，也不要父亲给我的名字，我就叫“小兵”。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此人，后来是云南大学造反派“共产党宣言公社”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化学系二年级的一位军人子弟，他说：我将姓名改为“卫东彪”。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干革命，永远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此人后来是云南大学“保皇红卫兵”的头目。

改名成为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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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1966年9月14日上午，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的数百个学生在云南大学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通过造反宣言。宣誓要用重炮猛轰云南省委。

下午，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在云南大学篮球场集合，鼓动同学们，团记起来，共同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不久，就冲出校门，上街游行，到省政府、昆明市委、云南省委示威。他们沿路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在此前，云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的同学成立“共产党宣言公社”，宣布造云南大学党委的反，造云南省委的反。

“共产党宣言公社”的一二十名学生也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组织的炮轰省委的“革命行动”。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政治部派出十几个可靠的红五类学生，跟随“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一起上街游行，收集“情况”，记录带头人的姓名、言行等。

这一天下午，清华、北大等南下串连的学生和昆明地区革命学生一两千人整队到《云南日报》社，揭发了九月十日、十一日《云南日报》社论的严重错误。抗议《云南日报》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下革命学生和革命造反派。随后，到省委机关，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造反学生会合，进入省委会议礼堂，要求阎红彦等人接见。阎红彦、孙雨亭等躲在昆明军区拒不接见。同时，又用窃听器窃听礼堂会议情况，并指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岳肖峡组织保卫省委的学生迅速写出大字报并四处张贴，污蔑革命师生是右派造反。

9月14日，成为云南大学造反派正式成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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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志高”

1966年9月14日下午，在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游行队伍中有两个年纪稍长稍的人特别引人注意。

他们俩是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游行队伍中唯一的教师、唯一的中共党员，唯一的青年干部。

这两位青年教师（30岁左右）都是196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的。两人都从事政工工作。一位在中共云大组织部任副部长，一位在共青团云大委员会任副书记。他们俩是中共云大党委重点培养的革命接班人。

他们俩参加造反派，跟着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炮打云大党委的口号，在云大师生中产生巨大影响。

当“谍报人员”跑到中共云大党委办公室、政治部报告“敌情”时，云南大学党委领导大为震惊。

中共云大党委副书记袁光（女）大发雷霆。

她在党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说：晏某和陈某是云南大学的蒲志高，是“文化革命”的甫志高。

他要求政治部一定要派人跟踪，收集他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等到时机成熟，跟他们俩算总账。

（读过小说《红岩》、看过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听过歌剧《江姐》的人都知道，甫志高是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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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

李井泉秘密来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一早，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李井泉秘密来昆。

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基伟、孙雨亭等人密谈。

晚上，在昆明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

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放由他带来的谭立夫宣扬反动“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

孙雨亭拍手叫好，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

会上，李井泉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他还鼓动“红五类”子女要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指定赵增益出面组织。

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

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

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1996年8月23日下午，昆明工学院​等大专院校掀起炮轰云南省委，炮轰西南局的造反浪潮。

阎红彦多次向造反派表示：炮轰云南省委可以，我们有缺点，有错误，可以炮轰。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炮轰西南局，西南局是正确的！​

李井泉、贺龙、阎红彦

（注：李井泉所说打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1964年8月组织批判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于一川。指责于一川是右倾机会主义，1965年撤销于一川的省委书记处书记与云南省省长职务。另一个是1966年6月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治国打为反党分子，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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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公社

1966年9月4日，云大中文系的周继文、菜正发、李战、石安达、卢绍苍，历史系丁世福、李国栋等人成立“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推举根正苗红的闻正学（改名“闻飙”）为负责人。

他们在成立的宣言中写到：“一百多年以前，两位年轻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这个伟大的思想，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向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发起勇猛的进攻！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要大造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修正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反，把整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反出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达此目的，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他们是有共产主义理想、有社会主义信念、有浪漫主义情怀、有坚毅刚勇斗志的青年大学生。

云南大学党委领导下令对《共产党宣言公社》实行分化瓦解，争取出身好的学生，孤立出身坏的学生、打击死硬造反的学生。

云南官办红卫兵负责人、闻飙的同班同学、党员王鼎三找闻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辅导员李老师对闻飙恐吓与利诱并用，闻飙被迫用大字报写出声明，宣布自己受坏人利用，误入歧途，现在觉悟到自己受骗上当，决定退出“共产党宣言公社”。云南大学革命委员和官办昆明红卫兵总部将闻飙退出共产党宣言公社的声明铅印数万份，通过各级组织散布到全昆明、整个云南以致北京。

可是高压并不能阻止大学生们的造反。

在9月4日《共产党宣言》战斗队成立的同时，云大物理系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9月5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成立。9月7日，生物系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成立。9月8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敢死队成立。

9月14日云南大学的各个造反组织（除《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外）联合组成以方向东（即名方自清）为首的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其意思是要以毛泽东思想的重炮去轰击云南省委、摧毁一切反动势力，保卫伟大领袖毛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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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造反派

1966年8月23日“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举动，点燃了全省文化革命的造反烈火。

阎红彦公开示“欢迎”学生炮轰省委，给省委提意见。他同时强调：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怎样选择还要靠我们独立思考。与此同时，阎红彦在省委内部的会上，把“八．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小政变”等等。

8月23日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到大中学传达阎红彦的讲话，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组织大专院校与中学生反击胡乱造反、炮轰省委的学生。

当晚，阎红彦对急于反击造反派的机关干部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

刘明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要求干部要自觉站在省委一边，听从省委的领导。

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派出警车监视造反派的动向，省公安厅副厅长座镇指挥。

1966年8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省委派马文东、王甸等调动云南大学、昆明第八中学等大中学生学生来围攻炮轰省委的造反派，保卫省委、保卫市委的口号。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组织所有地市委书记前来参观。

阎红彦还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照片保存下来。

1966年8月25日，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在大会上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1966年8月26日，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秘密召见昆明工学院院长赵凤歧，要他必须立即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1966年8月27日，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周兴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市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胡涂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

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指示和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到街头巷尾，大专院校，抄大字报，收传单，跟踪盯梢，收集情报，整理造反派头头的名单和相关材料。不仅注意跟踪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而且留心寻找暗中串联背后煽动的阴谋分子。

1966年9月7日，昆明医学院一位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称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昆明工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到省委炮轰是人民心痛，敌人高兴的坏事，其中一小撮人是居心叵测的右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造共产党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岳肖峡得知后马上密令其秘书帮助他修改提高，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并将这篇文章交省委办公厅铅印成传单，在昆明大中学校广为张贴，迅速散发到全省各地，还传播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等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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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经验交流大会

1966年9月17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依据省委的秘密指令，组织召开万名红卫兵经验交流会。

会上邀请来自首都北京的三十一位红卫兵介绍他们在文化革命中贯彻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经验。

北京来的红卫兵在经验交流会上大讲阶级路线，宣扬“阶级出身”决定政治立场。干革命就是要讲阶级成分，要讲“阶级烙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红五类子女，依靠红卫兵，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

他们说：“讲出身”、“讲成分”、“讲阶级烙印”就是唯物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

他们宣称，我们红五类的阶级烙印是红的。

他们断定，剥削阶级子女的烙印是黑的。黑五类的子女必须首先承认他们一生下来，身上就带有黑烙印。黑五类子女必须接受教育，自我革命，加强改造，脱胎换骨，彻底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红五类才能团结他们。

9月20日《云南日报》对红卫兵经验交流大会做了长篇报道，将红卫兵鼓吹的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生来黑，深挖阶级烙印，作为革命经验大加赞扬。

会后，不少大专院校和中学又邀请这些红卫兵小将到学校传授革命经验。有的学校则播放经验交流会的实况录音。

在大专院校，尤其是中学，普遍大查阶级出身，严格划分“红五类”与“黑五类”。文化革命成为“红五类”子女的特权、专利。“黑五类”子女天生就是坏人，不准参加文革，不准外出串联，不准上北京，不准唱革命歌曲。有的“黑五类”子女还被限制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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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立夫来昆避风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以高干子弟为主的部分红卫兵在校园中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

1966年8月1日，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这幅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引起激烈争论。

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明确指出这副对联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陈伯达温和的劝告挡不住红卫狂热的冲劲，“鬼见愁”对联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做为文革的指导思想。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将父辈的旧军装、宽皮带、解放鞋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成为彰显红色世家高贵血统的标志。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1963级中共党员学生谭力夫贴出了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并在学校集会上演讲，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体现了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应当作为阶级路线全面推行，要把它提炼为党的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法规）”。

谭立夫的大字报迅速传遍北京各高校，传遍全国。 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不间断地讲了二个多小时。这篇讲话立即被整理成文字广为散发，录音也被大量复制在全国播放。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谭立夫的讲话强调文化革命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坚决反对批判各级领导。他的这个主张，立即得到广大领导干部的支持，但是背离了毛泽东整党内走资派，揪出刘少奇的大方向。

于是，中央文革急忙出来纠偏。反对“鬼见愁”对联。

10月9日周恩来说:“谭力夫讲话是形'左’实右”。

10月24日毛泽东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的出身都好吗?”

云南省委十分赞赏谭立夫的讲话。因为谭立夫的讲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1966年9月30日，省长周兴在书记处会议上，赞扬谭立夫的大字报写得很好很好，说：“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

省委书记阎红彦说：“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

省委秘密指示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将谭立夫《从对联谈起》的讲话铅印上万份到处散发。在大中学校播放谭立夫讲话的录音。

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批谭立夫的言论后，北京各大专院校迅速批驳谭立夫的讲话。谭立夫无法在北京安身，便外出避风头。

1966年10月12日，谭立夫一行九人来到昆明。受到昆明红卫兵总部的热情接待。但是，昆明也在批谭立夫的血统论，他不敢公开露面。省长周兴指使专人把谭立夫等九人隐蔽在昆明第二十二中学。住在附近的招待所。周兴派夫人和秘书前往看望谭立夫一行。

谭立夫将他论述阶级路线的第二篇文章，《告全国红卫兵、革命师生书》交给周兴。周兴责令《云南日报》迅速印制十万份在昆明和省内广为散发。

谭立夫来昆明的消息不胫而走。首都南下造反派发发动昆明造反派缉拿谭立夫。

周兴派专车将谭立夫、刘京等九人专程送往四川沪州转赴成都。

谭立夫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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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言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大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也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进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为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确保文革整倒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周恩来知道中央文革小组要组织批斗谭立夫的大会，便出面干预，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1968年底，谭立夫与同班同学一起到解放军农场锻炼。1970年春，谭立夫改名谭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内蒙古集宁

、山西大同、北京等地服役，从事国防和社会管理研究约二十年。1980年代后期，以大校军衔转业至国务院直属单位从事经济、人事管理工作，评为高级工程师。1989年7月函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96年2月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1994年4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1996年7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97年10月至2003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2003年10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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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俊分队

1966年8月28日，第一批北京南下串连的学生23人来到昆明。从此每天都有南下串联的学生来到昆明，并下到专县。到九月底来昆明等地串联的南下学生先后超过5000人次。

南下串联的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宣扬“炮打司令部”，鼓动炮轰省委、火烧市委。为点燃昆明大学生造反的大火，他们到处宣扬“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怀疑一切”等极左口号。

为消除南下串联学生的恶劣影响，稳住广大学生 ，全力保卫云南大学党委、保卫云南省委，中共云南大学中文系总支副书记盛作斌联络青年教师，组织一个革命大批判小组，取名“刘英俊分队”。他们要以烈士、英雄为榜样，与南下串联的学生和本地的造反派辩论一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他们以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笔调写大块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有一评“炮打司令部”、二评“炮打司令部”等，一评“怀疑一切”、二评“怀疑一切”等。一评“造反有理”，二评“造反有理”等。

这些文章出自中文系青年教师之手，笔调尖锐犀利，文风老辣畅达，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中心就是，云南省委，云大党委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坚定不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色司令部，不该乱打乱轰。不能先怀疑再求证，先炮轰，再查证。一定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没有证据就不能胡乱怀疑，胡乱炮轰。

他们系列文章十数篇，得到云大党委和云南省委的肯定，每一篇文章都以最快的速度，铅印成16开的单行本，派云南大学的红卫兵到处粘贴，四处散发。还从邮局免费寄到地州县各地。

刘英俊分队成为大名鼎鼎的“铁杆保皇派”。

到1966年的10月，造反派就把云大党委冲垮了。学校成为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与共产党宣言公社的天下。

刘英俊分队分崩离析，彻底垮台，所有成员都被当戴上“保皇派”的帽子，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批斗。

链接：

刘英俊，解放军驻黑龙江佳木斯市的23军67师200团重炮连战士。1966年3月15日早晨，他和战友们驾着3辆马拉炮车外出训练，在佳木斯公共汽车站附近，他驾的炮车辕马被汽车喇叭声所惊，突然向人群冲去，这时有6个儿童吓呆了，孩子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把缰绳在胳膊上缠了几道，猛力一拉，使惊马前蹄腾空而起，紧接着他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手撑辕杆，从辕杆下面用双脚猛跺马的后腿，马突然倒下，车翻了，6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翻倒的车马底下，身负重伤。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1次。1966年7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向他学习的通知。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的好儿子》的社论，把学习活动推向全国。社论结尾高呼：“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同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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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活老虎炮兵团

1966年9月14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成立，并到省委炮打司令部后，一度被打为“反动组织”。参加“炮兵团”游行，冲击省委的学生，出身不好的被列入黑名单，受到打击迫害。出身“红五类”的则被组织找谈话，要他们承认受骗上当，鼓动他们“反戈一击”。于是不少出身“红五类”的学生贴出大字报，退出炮兵团。

十月初，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云大学生返回学校，立即张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散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造反派的传单。纷纷宣布造反，站到炮轰云大党委、炮打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战斗行列。

共产党宣言公社和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理直气壮地宣布云南大学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令书记兼校长胡半生、副书记袁光、赵季等党政领导靠边站，认真检查交代他们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他们耀武扬威地占领会泽院（当时已改名为“红卫楼”）二楼行政办公室，将他们的指挥部设在原来的党委和校长办公室。他们不仅领导云大的造反队伍，掌握了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权，而且领导昆明市以致全省的造反派队伍。

一时间，云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各色各样的战斗队、战斗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粗略估计，云大有一百多个造反组织。所谓战斗队的名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劲松、长缨、狂飙、万山红、缚苍龙、全无敌等等。历史系1962级只有32个学生，却有三四个组织，如，915红色造反队、高原游击队、今胜昔战斗队，有一位老同学一个人成立了“独立大队”，独自一人占据一间小教室作为队部，独往独来，天马行空。

最奇特的是，云大中文系1962级四五个同学成立一个“打活老虎炮兵团”。他们宣告，云大的高治国、胡泮生、李广田、赵季等当权派，刘尧民、方国瑜、杨堃、江应樑、李埏等反动学术权威已经是死老虎。他们要抓出活老虎、痛打活老虎。可是他们所说的活老虎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而是1963级的班主任、青年助教李子贤。（此前是他们1962级的班主任）他们说李老师是野心家、党棍、走狗。他们发挥中文系写文章的特长，写出批判“活老虎”的材料十多万字，铅印成16开的册子到处散发。强迫李老师写检查交待。开大会批判李老师的所谓“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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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店

1966年3月毛泽东点名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将其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受邓拓的启发在《云南日报》文化生活版开辟“滇云漫谈”专栏。

李孟北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向系主任张德光副教授、方国瑜教授、杨堃教授、江应樑教授、李埏副教授等组稿。还带来《燕山夜话》一书，分送各位先生，请大家为《云南日报》文化生活栏目写稿。

张德光先生带头，写了一篇《节令与不违农时》。接着江应樑先生写了傣族社会历史与风俗的四五篇短文。方国瑜先生以忙于参加杨守敬地图改绘工作等为由没有写文章，推荐尤中讲师参加写作。杨堃不愿意写这种借古说今的杂文随笔。李埏先生认为这是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倡导优秀道德，有益社会，有益青年的好事，积极为《云南日报》写稿。

1966年6月6日，省委下令在《云南日报》刊登《“滇云漫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长篇批判文章。第二天，《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李孟北。

云南大学党委早在4月间就组织了中文与历史两个学术批判小组。中文组的组长是盛作斌、副组长是李子贤。负责批判副校长李广田等。历史组的组长赵瑞芳，副组长朱惠荣。历史组的重点是批判《滇云漫谈》和历史系张德光教授等先生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便于批判。将他们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汇聚起来，油印成册，书名为《学与问》，是李埏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

云南大学党委将张德光、江应樑、李埏、尤中四位老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家店”。张德光先生是党员，校党委常委，历史系主任，他仅只写过一篇文章。虽然将他定为店长，却没有多加批判，也无从批判。尤中老师家庭出身有问题，他写的文章最多，不过都是知识性的，但只算小喽啰，还不是学术权威，没有多加批判，仅是教育而已。江应樑先生当过民国政府车里县县长，反右时是向党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以被定为漏网右派，重点批判。

李埏先生写了十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是议古论今。他与吴晗的关系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与吴晗先生同一条轮船到河内，又同一趟火车到昆明，吴晗应熊校长之聘到云大任教，李先生到云大借读，与吴晗先生过从甚密，是吴晗十分喜欢的学生。1940年秋，吴晗先生离开云大到叙永清华分校任教时，赠送李埏先生不少书，其中一本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李先生在扉页上写上“辰伯师囎”。后来，他将这本书转赠他的助教。

李埏先生与吴晗的私交甚好，省委工作组与云大党委就将李埏先生定为吴晗的黑线人物，是吴晗在云南大学的“代理人”、“黑干将”，组织力量重点批判。

6月10日，11日，云南大学连续两天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批判《云南日报》总编李孟北，批判云大副校长、作家李广田，批判云大“四家店”。会上，李埏先生的助教上台批判吴晗，要肃清吴晗在云大的流毒，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当做李埏先生与吴晗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毒害青年”的物证。

李埏先生是云南大学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教授。是“四家店”中受打击迫害最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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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

杨堃

江应樑

三座大山

1966年6月4日，中共云南省委向云南大学派驻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贯彻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组织师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开火。他们将历史系的方国瑜、杨堃、江应樑三位教授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云南大学的三座大山

他们说：方国瑜是乾嘉学派的余孽，属于封建主义，杨堃是西方社会学的走狗，属于帝国主义、江应樑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奴才，属于官僚资本主义。他们是云南大学的“三座大山”。号召革命师生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深入揭发、猛烈批判、坚决斗争，将他们三人搞臭、斗垮、打倒。

早在4月份，云大党委就组织了文化革命“批判小组”，从历史系的五年级、四年级抽调了几个“好学生”、“笔杆子”分别收集整理方国瑜、杨堃、江应樑、李埏等教授的材料，写批判文章。一开始还是学术性的。工作组来了后，就明确宣布，文化革命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要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纲，路线斗争这条线。

在工作组和历史系党总支的领导下，先后开了批判杨堃、批判江应樑的两三场大会。

因为方国瑜的文章深奥难懂，学生们不知道如何写批判文章，系领导和工作组就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贴上“反共老手”的标签，责令批判组尽快写出大批判文章。可是批判组水平有限，始终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写不出来，就不能开批判会。

8月5日，工作组撤出从学校，8月23日造反派炮轰省委。党委动员全校师生全力保卫校党委、保卫云南省委。云南省委、云大党委自顾不暇，那里还有心力去推翻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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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事件

1966年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张贴北京来信，发动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造反浪潮以后，云南省委就动用专政机关打击迫害造反的学生。

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等大专院校走上街头炮轰省委。接着是9月14日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冲出校园，杀向社会，直捣阎王殿（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

云南省委下令各级党委组织围攻造反派，派出可靠干部、师生监视跟踪造反派，收集黑材料，确定黑名单，拍摄黑照片，准备“秋后算账”，将带头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逮捕法办。

各大专院校、各地群众起来造反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出现了“汽车技工学校镇压学生事件”、7月7日呈贡县委将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事件、云省勘测设计院八月中旬镇压革命大字报的事件等。

其中最严重的是，9月9日昆阳组织农民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

9月9日，云南省半工半读化工学校（校址在昆阳磷矿附近）的18个学生组成宣传队前往晋宁县城昆阳，趁赶街时机，向群众宣传讲解“文化革命十六条”，鼓动横扫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昆阳“四清”工作队领导认为这些学生在搞反革命宣传，就组织机关干部、农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2000多人围攻学生。他们采取“车轮战术”轮换包围、斗争18个学生，连续辩论（批斗）十几个小时，不准学生喝水、吃饭、大小便，致使有的学生晕厥。

事件发生后，消息立即传到北京。

中共云南省委在9月15日，宣布撤销中共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市农村四清工作总团团长、党委书记朱作欣的职务。有关干部受到处分并当众做了检讨。

10月11日，中共云南省委转发《关于昆阳四清工作队组织农民包围斗争革命学生事件的调查处理报告》和《昆明市委关于晋宁发生围攻革命学生严重事件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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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毛泽东听取陶铸的意见，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1966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章指出: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人民日报》社论，按照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的意见，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工作会议，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这次会议原定开３天，后来一延再延，结果开了２０天，到10月28日闭幕。10月16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则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公然否认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指明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目标，就被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1月5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工作扩大会议，也就是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多次冲击会场，任意揪斗领导干部。

11月8日，造反派在昆明市东风广场检阅台组织上万人参加的“向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阎红彦被迫参加大会，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造反派认为阎红彦的检查敷衍群众，避重就轻，没有谈及思想本质，责令他继续深刻反省，认真检查。

11月28日，造反派再次在检阅台召开批判阎红彦为代表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阎红彦再次做检查。这次检查仍未获得造反派谅解。

11月29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和昆明地区学生造反派数万人，在拓东体育场召开“炮打刘明辉大会”，批斗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刘明辉。

造反派勒令参加三干会的领导全部参加批判阎红彦、刘明辉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兴起，全省上下，省地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揪斗，各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云南省委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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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开党委闹革命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看了《紧急指示》后，觉得林彪还抠得太紧，于是，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迅速转发全党。后来，又明确宣告这一“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于是，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云南大学的“共产党宣言公社”一马当先，占领学校行政楼红卫楼（会泽院），接着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也进占红卫楼。将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指挥部。他们还查抄了党委的“黑材料”。

各个系的办公室也被造反派占据。

各级党组织全部“靠边站”。

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行政负责人都被造反派揪斗，被迫做检查交待。

云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土崩瓦解。

文革一开始听党的话，跟党走，保卫党委的师生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有的还得陪着领导一起挨斗，称为“陪斗”。

以前最吃香的学生党员，一个个变得灰溜溜的。

世界变成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的头头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耀武扬威，气吞万里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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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阎红彦  建设新云南

1966年10月，云南省造反派代表到北京，受迫害的造反派领头人被接到中南海，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

10月11日，由“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赴京人员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云南省委、昆明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10月23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42所学校1200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

第二天（10月24日），姚文元戚本禹在北京接见云南大学造反派，肯定他们批判云南省委的革命行动，煽动他们深入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云南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造反派,“炮轰派”的势力日益壮大。从大学、中学到机关、厂矿，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造反派、炮轰派组织。各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10月27日昆明市邮电局造反派职工成立“工人战斗总队”，杀向社会，这是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得到“八二三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支持。

10月下旬，昆明市公安局干部刘殷农在街头贴出大字报，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揭露省市委动用专政机关监视、跟踪、迫害造反派的“罪行”。

11月7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革命造反组织进驻省委，串连机关干部起来造省委的反。

11月初，“八二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及南下学生，联合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

11月下旬又组成“向以阎红彦为代表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联合指挥部”。

12月11日，在昆明东风广场检阅台召开了云南省首次“炮打司令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把“炮轰省委”的造反运动聚焦到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身上。

造反派还成立了“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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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封《云南日报》

1966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起“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参加人员多达数万。

在纪念会上，造反派提出，9月14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到《云南日报》造反是革命行动。这次行动指责改组后的《云南日报》新编委在1966年6月30日发表的社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办报的最高指示》、9月10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9月11日社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只字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完全是阎红彦错误讲话的翻版。我们就要造《云南日报》的反，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要改组《云南日报》编委，揪出总编辑，打倒“保皇派”。《云南日报》的领导不仅没有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还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含沙射影地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9月14日的革命行动污蔑为反革命事件。

纪念大会上，造反派负责人提出云南省委必须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公开在《云南日报》上向造反派道歉，并报道纪念“九一四”三周年大会的情况。

他们的要求，遭到省委领导和《云南日报》负责人的拒绝。

会议组织者和领导人便率领参加纪念大会的数万造反派大军冲进《云南日报》社，强行封闭《云南日报》。《云南日报》社内的造反派组成“全无敌”战斗队等，响应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行动。

1966年12月15日，《云南日报》停止出版发行。

1966年12月19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全无敌”等三个战斗队联合出版《新闻电讯》。

一直到1967年1月13日，《云南日报》才得以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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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丝瓜

又是洋丝瓜上市的时节。

每当见到新鲜洋丝瓜陈列在菜场，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买几个带回家，或素炒，或凉拌、或煮汤，百吃不厌。

洋丝瓜是我们度过缺粮少菜的饥荒岁月的宝贝。

洋丝瓜给我们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忆。

1958年，整个国家进入一个火热的年代。被称为三大法宝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华大地大显神威。

1958年为了实现钢产1070万吨的指标，全民动员，大练钢铁。

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乡村、街道全办起公共食堂，开大锅饭。

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在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到1960年5月后，“三大法宝”就正式改称“三面红旗”。还喊出响亮的口号：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在“三面红旗”在全国迎风飘扬的时候，举国上下，不得不面对天灾人祸。在“大跃进”、“大丰收”的锣鼓声中，1960年出现了大饥荒。

我自幼生活的腾冲县，风调雨顺，没有灾荒。但是腾冲山多地少，粮食仅够自足。为了支援灾区，腾冲的粮食就大批往外运。每天都有拉运粮食的车队进出。

腾冲的粮食供应紧缩。公共食堂开始吃稀饭。稀饭里还掺上米糠、瓜叶、红薯叶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

据说，腾冲还不是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1960年春，《云南日报》接连发表《论大种洋丝瓜》、《再论大种洋丝瓜》、《三论大种洋丝瓜》三篇社论。那时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班主任命我宣读这三篇社论，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社论大讲洋丝瓜营养丰富，洋丝瓜浑身是宝，果实、嫩茎叶、卷须、地下块根均可做菜肴，庞大的茎蔓可作饲料。

根据省委的要求，全县机关、厂矿、学校掀起大种洋丝瓜的热潮。

学校根据县上的指令，每个学生至少要种三颗洋丝瓜。

洋丝瓜很容易成活。不几天发芽，长蔓。我们要负责为自己种的洋丝瓜搭架子。同学们只得设法四处找竹子，树枝来搭瓜架。盛夏，洋丝瓜挂果，迎来大丰收。全城，全校到处都是洋丝瓜。公共食堂、学生食堂的稀饭，三分之一是米，三分之二是洋丝瓜。顿顿洋丝瓜，天天洋丝瓜。县糖果厂还生产洋丝瓜蜜饯。大家还把洋丝瓜切片晒干储存起来。洋丝瓜帮助我们度过了1960年、1961年的饥荒。

今天，洋丝瓜是无公害蔬菜，营养丰富，含锌较高。洋丝瓜瓜形如两掌合十，称为佛手瓜,有佛教祝福之意，深受大家喜爱。

我总忘不了天天吃洋丝瓜、顿顿吃洋丝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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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革命化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号下，大搞地名革命化。

昆明红卫兵将翠湖改名红湖，翠湖公园改为红湖公园，园通公园改为昆明动物园，艺术剧院改为红星剧院，文林街改为抗大街，青云街改为红青路，长春路改为常青路，光华街改为红星街，正义路改为朝阳路，顺城街改为解放路，宝善街改为燎原路，护国路改为民兵路，白塔路改为红卫路，金碧路与拓东路合并改为解放路，大观路改为工农兵路，南通街与东寺街合并为工农路，海埂公路改为爱武路，盘龙路改为胜利路。

云南大学的会泽院改为红卫楼，向泽倌改为向红馆、映秋院改为向阳院、新四楼（工字楼、U字楼)改为东方红大楼。

这些地名的更改不需要上级批准，全是红卫兵说了算。红卫兵到翠湖贴上“红湖”，名字就改定了。

可是县以上的地名，就得国务院民政部审批。

1966年12月26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政府）开会讨论通过省民政厅提出的议案，根据红卫兵与革命群众的倡议，将弥勒县改为永红县，将彝良县改为东辉县，将麻栗坡县改为红边县，将宁蒗县改为大兴县，将昆明市的盘龙区改为东风区，将昆明市的五华区改为新华区。

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同意民政厅的建议，将拟改的县名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没有批准。

这是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政府）的最后一次会议。

十多天后，造反派就夺取了省人民政府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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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食堂

文化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在“反对宗教迷信”的旗号下，捣毁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将牧师当做外国间谍严加打击；捣毁佛教寺院，勒令僧人还俗；捣毁道教观阁，解散道士，将他们当做牛鬼蛇神，残酷迫害；捣毁清真寺院，揪斗阿訇。

红卫兵将回族不食猪肉的饮食戒律当做“旧风俗”、“旧习惯”大加横扫，下令取缔。

在不少地方出现关闭回族食堂，取消清真饭店，强迫回族群众吃猪肉的暴力行动。

以师宗、玉溪等地最为严重。

已经陷入造反围攻的中共云南省委，面对如此蛮横残暴的行为依然坚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决反对破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极端错误的暴烈行为。

1966年12月27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制止师宗、玉溪等县一些单位取消回族食堂，强迫回族职工吃猪肉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制止这种严重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认真尊重、有力维护各族群众的正当风俗习惯。凡是取消回族食堂的必须尽快恢复。

可是，在造反派猛烈炮轰各级党委的暴风骤雨中，这个通知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