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陈伯达自我辩解

阎红彦去世的消息，准备刊登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阅的《要事简报》稿上，陈伯达一看立即删去。他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

一个开国上将，省委书记的死不算“要事”？陈伯达的用心可见一斑。

1967年3月9日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在康生讲完话后，陈伯达讲起“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才说几句，就把把话题转到阎红彦身上。他说：“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