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压制造反派
1966年8月23日“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举动,点燃了全省文化革命的造反烈火。
阎红彦公开示“欢迎”学生炮轰省委,给省委提意见。他同时强调: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怎样选择还要靠我们独立思考。与此同时,阎红彦在省委内部的会上,把“八.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说什么这是“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小政变”等等。
8月23日下午和深夜,省委秘密派马文东、王甸等人到大中学传达阎红彦的讲话,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组织大专院校与中学生反击胡乱造反、炮轰省委的学生。
当晚,阎红彦对急于反击造反派的机关干部说:“机关干部不要急于上街,不要急于搞反击,让他们再暴露一下。”
刘明辉对机关干部谈话“现在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站队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不站在这边,就站在那边,是每个人表明态度的时候了。”要求干部要自觉站在省委一边,听从省委的领导。
深夜,刘明辉到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派出警车监视造反派的动向,省公安厅副厅长座镇指挥。
1966年8月2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放了“八.二三”大会录音,作为“反面教材”。晚上,省委派马文东、王甸等调动云南大学、昆明第八中学等大中学生学生来围攻炮轰省委的造反派,保卫省委、保卫市委的口号。孙雨亭亲临现场指挥。组织所有地市委书记前来参观。
阎红彦还交待杨西文、史烽等人布置拍照,特别要选择“炮轰得厉害”,“有刻骨仇恨的照下来”,“以后是有用处的”等等。又叫王甸布置人把贴在街上的大字报也拍摄成照片保存下来。
1966年8月25日,省委在云南艺术剧场召开各大中学校的筹委会负责人大会,地市委书记出席旁听。阎红彦在大会上说:“炮轰省委可以,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还说:“有问题你就轰,没有问题不怕你轰,轰也轰不倒”。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紧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1966年8月26日,地市委书记举行小组会,大肆攻击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的炮轰派,说这两个学校是“右派控制领导权”。下午,孙雨亭在地委书记会上大讲对待“八.二三”事件的四种人,把干部分为四类,即“一、左派肺气炸了;二、中间派无动于衷;三、右派暗中窃喜;四、有的里应外合。”
孙雨亭秘密召见昆明工学院院长赵凤歧,要他必须立即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1966年8月27日,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周兴说:“我们把话说透一点,地市委书记要心中有数。革我们的命,我们欢迎,但革什么命?炮打司令部打什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打,但执行的你还能打,本来是造帝、修、资的反,不是造有缺点的人的反嘛!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就搞乱了”。“通过这样一来,暴露了敌人,有问题的人,胡涂的人,也发现很多‘左派’,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反革命”等等。
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指示和镇压“八.二三”的反革命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
刘明辉到公安厅布置组织近百人的工作组,由两个副厅长率领,到昆明市东风、新华两个公安分局坐镇指挥,到街头巷尾,大专院校,抄大字报,收传单,跟踪盯梢,收集情报,整理造反派头头的名单和相关材料。不仅注意跟踪出头露面的活跃分子,而且留心寻找暗中串联背后煽动的阴谋分子。
1966年9月7日,昆明医学院一位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称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昆明工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到省委炮轰是人民心痛,敌人高兴的坏事,其中一小撮人是居心叵测的右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造共产党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岳肖峡得知后马上密令其秘书帮助他修改提高,写成《八月二十三日在省委礼堂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并将这篇文章交省委办公厅铅印成传单,在昆明大中学校广为张贴,迅速散发到全省各地,还传播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