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惊魂
每逢除夕，我都会想起丁未年除夕（1968年1月29日）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公开支持红卫兵小将造反，号召全国人民民“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时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席卷全国，“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响彻华夏上空。
1966年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在冶金系研究生黄兆琪等人的鼓动下，联合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师范学院部分学生，约三千人在昆明工学院广场集会。他们宣读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认为云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坚决打倒”。在黄兆琪的率领下，他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狂呼“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队伍沿闹市区进行，先后到昆明市委、云南省委大院“造反”。这一天掀开炮轰云南省委的的大幕。史称“八·二三造反事件“。
八·二三造反派所列举的以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的一系列“罪状”，恰恰是云南人民公认的“光辉成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云南大学的师生在8月23日当天在学校的所有门口组成人墙不准工学院为首的“造反学生”进入学校。8月24日下午，云大师生数千人走出校园，高举“紧跟党中央”、“保卫省市委”的大旗，沿大街走向昆明医学院、民族学院，最后到省市委大院，声援省市委。队伍行进中不断有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加入游行队伍，声势远比“八·二三”浩大。“造反派”的气焰暂时被压下去。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二四保皇事件”。
九月十四日，云南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方向东（原名方自清）组织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系的学生数百人打出“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大旗，高喊“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的口号冲出校门，到五华山省政府、弥勒寺省委大院游行示威。他们表示坚定不移地和昆明工学院、农林学院等大学的造反派战斗在一起。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云南省形成以昆明工学院为大本营的“云南省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以云南大学为中心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包括“共产党宣言公社”等的造反派组织）。
1967年一月，上海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掀起“一月风暴”，在全国拉开造反派夺权的大幕，在毛主席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取”的斗争在全国展开。
夺权斗争，关系到各种派别的利益，导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分裂成两大派。 云南省分成昆明工学院为首黄兆琪为司令的“八派”和以云南大学为首方向东为司令的“炮派”。
1967年5月28日，“八派”和“炮派”在北郊场昆明军区卫生学校发生“武斗”。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数十人被打伤，称为“五二八惨案”。八派和炮派的分裂公开化。从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五·二八”惨案后，两大派之间的对抗急剧升级。六七月间武斗从拳头、石头升级为用铁矛、钢钎。八月间，两派都通过不同渠道“抢”到了大量枪支弹药，甚至连兵工厂的新式冲锋枪和机关炮也搬了出来。我们同班的一个苗族同学抢到一支自动步枪和一箱子弹。昆明市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在游行示威、巡逻游弋。从早到晚，大街小巷随时可以听到枪声。云南大学一位职工子女在篮球场上学骑自行车，被不知何处飞来的流弹打中小腿。中文系一个老教授的幼子，在家门外生炉火做饭，也被不知何处飞来的子弹打死。
学校里除了铁杆造反派外，能跑的学生全跑回家避难。大学的老师大多逃到农村亲友家避难。我的家乡远在腾冲，买不起车票回家。后来全省公路中断。我就困在学校躲在宿舍和图书馆静静读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八派、炮派先后组建了武斗总指挥部。八派的总指挥部设在昆明工学院，总指挥是黄兆琪、杨树先、刘殷农。炮派的总指挥部先设在五华山，总指挥是李毅、杨凯、沈昌雄，后移驻云南大学。炮派总指挥部设在会泽院，楼顶架设火炮和轻重机枪，四周砌有明碉暗堡，岗哨林立，还有巡逻队穿梭巡查。两派均派驻京代表各自保持与中央文革及首都红卫兵总部联络，并都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江青同志，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
1967年12月29日夜晚，只听到昆明西郊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几次被枪炮声惊醒。第二天早上，我到图书馆，走到钟塔下的小水池边，见荷枪实弹的在反派押着一群“俘虏”向大课堂走来。“俘虏”们高举双手，在炮派的枪杆下排成队走到大课堂（今庆来堂）前的球场。他们先在球场上排队。站了大半个球场，接着双手抱头被“红炮手”们押进大课堂囚禁。那时大课堂没有固定座椅，活动凳子全搬开。俘虏在大课堂双手抱头席地而坐，可容千人的大课堂挤得满满的。大课堂的讲台上有数挺轻重机枪对着俘虏。大课堂的大门口和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门口还有三四挺重机枪对着。
原来，八月二十九日夜，炮派组织武斗队经过一夜激战，以伤亡近百人的代价攻下八派威胁炮派的据点黑林铺。俘虏近千人的八派战士。
当天夜间，我被枪声惊醒，吓得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第二天早上才听说是击毙了一名企图从大课堂逃跑的俘虏。
后来，除了“罪大恶极”的十几个八派头头和铁杆份子外，其他俘虏全部释放，以示宽大。
炮派取得“黑林铺大捷”后，又趁势拔除了八派的几个据点。八派也组织了有效的反击，相继在北郊、南郊清除了炮派的据点，炮派被驱赶出来的人群扶老携幼住进了云大。云大主教学区四合院住满了难民。时值隆冬，难民们将教室的桌椅板凳劈做柴火烧了取暖。学校卫生科内外住满了伤病员，伤员的呻吟声，令人惨不忍闻。
转眼间到了1968年1月，学校还是被造反派的武斗队占据，他们是保卫炮派的总指挥部的禁卫军。大部分师生还不敢回校。
1968年1月29日是夏历丁未年除夕。学校食堂的年夜饭给每个困在学校的学生发一张“肉票”。凭这张“肉票”可以分到一份难得一见的红烧肉。
下午五点半，我到食堂先在米饭窗口排队打了一份掺有一半粗包谷颗粒的饭（定量供应，四两），再到打菜窗口排队领菜。这时来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工人，他们大吼大叫：为什么不给我们吃肉？我们流血流汗保卫云大，云大却不给我们吃肉，你们对得起我们工人吗？有人要冲进厨房。说时迟那时快，厨房的工人师傅端起一挺新式机关枪从打菜的窗口伸出来，大喊：谁敢动！
一见此状，我立刻端着饭跑回宿舍。不敢再要那份日思夜想的红烧肉。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默默地将四两包谷饭吃得干干净净。
除夕夜，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提心吊胆，睡不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