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2年9月6日，我从边城腾冲乘坐长途客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五天后来到云南大学。报到后，被安排到新四楼的三层317房间住宿。房间有四张双台床，住七八个同学。到1964年学生人数减少，一个房间只摆放三张双台床，住五六个人。
刚铺好床铺，来自通海的王贵生同学慌慌张张跑进来对我说：闯祸了，我把厕所装水的大铁桶搞通了。所谓“通”就是破。
我连忙和他一起到厕所去看。厕所的小便槽上装着有网眼的水管自动冲洗。大便槽的顶端装有一个大铁桶，自来水注入其中，水满后阀门自动关闭。阀门上装有阀门开关的杠杆，杠杆上有铁链，拉动铁链，阀门打开，满满一大桶水轰然泄下，将大便槽的粪便一冲而光。
弄明白贮水大桶冲洗厕所的原理，我和王贵生会心一笑。
新四楼是1957年5月动工建盖，1958年初启用的学生宿舍。四层楼，使用面积4750平方米，总造价21.07万。因为是四层楼就叫新四楼、又因为是半个工字，又叫工字楼，外语系的老师将它称为U字楼，中文系的教师将它称为凹字楼。我觉得凹字楼比较贴切，可能是“凹”字不吉利，几乎无人使用。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立四新。许多建筑物的名字都要更改。我们班的谭茂森同学在三张大白纸上用红笔描上毛主席手书的东方红三个大字，贴在大楼门头。从此，这幢学生宿舍大楼就称为“东方红大楼”一直沿用到如今。
新四楼的一楼住的是化学系男生，二楼是政治系男生，三楼是历史系男生，四楼是生物系男生。中文系的男生住在映秋院。外语系与物理系的男生住在北院的丁字楼。数学系的男生是单独的一幢三层楼，其中一层是青年教师的宿舍。
新四楼是当时比较现代的宿舍大楼，每层楼的两端有厕所、还有大的洗脸间。十分方便。這是雲南大學第一幢內設洗臉間與廁所的建築。
卫生间有自来水冲洗，并不太脏，整幢大楼就是学生自己轮流打扫。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举国上下踊跃响应。大家争着打扫厕所。我也主动地清扫三楼的两间大厕所，清扫走廊过道。那个时候，大家争着做好事，学生宿舍的每个角落总是干干净净的。
1963年底，厕所的下水道堵塞，经过多次疏通还是不见效，只有关门大吉。厕所成了杂物堆放间。
1967年9月14日，云南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为主数十名学生串联起来，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掀起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造反热浪。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风潮。各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三五个人一个战斗队、十几个人一个兵团、二三十人一个司令部。到处都是兵团、司令部的办公室、指挥部。我们班的黄正廉同学一个人成立“云南游击队”，把厕所的门撬开，作为他的队部办公室，找几个人帮忙，抄写大字报，刻印传单。同学们把他的大队部戏称为“大使（屎）馆”。后来就成为同学们开会、聊天、娱乐的场所。
1968年初 高颂民和唐敏、杨立新几个同学到滇东北做社会调查，在宣威乡间买来一大只老火腿，大家用自制的电炉，洗脸盆、在大使馆内烹煮火腿，解决数月不知肉味的饥渴。
2.
1958年举国上下大炼钢铁铜，所有学校无一例外，全都投入到大炼钢铁铜的大跃进热潮中。所有师生都成了挖矿工人、炼钢工人。为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所有学校大讲政治，大搞劳动。
云南大学在大跃进声中扩招。云南大学八个系四个年级，1958年云大招生720人，1959年招生985人，1960年突破千人大关，招生1173人。
1959年，全国经济出现问题，饥荒严重，供应不足，饥荒四起，浮肿病蔓延。国家被迫调整大跃进政策。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高等学校压缩招生人数。1961年云大招生骤降至512人，只有1960年一半。1962年继续压缩招生人数，各大学严格按照“宁缺毋滥”的原则录取新生。云南大学八个系只招收了486人。我们历史系只招收了32个同学，比1961年少招了近一半。
中共中央出台了高教六十条。强调大学要以学为主，减少过多的劳动和不必要的政治活动。为保证完成教学任务，云南大学本科从1961年开始改为五年制。同时规定了学生劳动的时间每学年一个月左右，既不能少，也不能过多。
我们进入大学后每个学期22周，其中两周为劳动。
学校有校办工厂，校办农场。校办农场有三个，一个是“内农场”，在今天的北院；一个是外农场，在今天的东二院。一个是龙潭农场，在团结乡的山间。学校在莲花池还有一个养猪场，养着百十头猪。
我先后在三个农场劳动过，在学校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1963年国庆节前我和谭茂森同学被派到养猪场帮助大师傅杀猪。
1964年五月，我们班的劳动分成几个组。一个组掏大粪，用运粪手推车将大粪拉到外农场。一个组在内农场种菜。
我和尹仲生同学分配去打扫厕所。星期一早上八点钟我们到总务处生产科报到，一位中年的张姓师傅交给我们一人一对大木桶，一根大扁担，一个大水瓢，一把高粱杆制成的扫帚。
张师傅带我们去认识要打扫的厕所。第一个厕所在会泽院东面，中文系办公室与李广田副校长住宅的南面。厕所分男女两两大间。男厕在南面，女厕在北面。因女性师生较少，女厕所隔出一半做男厕所。张师傅说，这个厕所主要供会泽院的学校领导使用，一定要认真打扫干净。尤其是倒数第二格，一点都不能马虎。每天早上九点钟，李广田副校长准时来出恭。
张师傅带我们到会泽院西面，这里也有一个厕所，比东面的稍小。厕所西面一幢二层小楼是总务处办公室。张师傅说，这个则所主要是总务处的领导和老师用。总务长程明轩是老红军，云南大学资格最老的工农干部，参加过长征。他没有固定的坑位，所以每个坑位都要搞得干干净净。他管总务，对卫生工作很重视。厕所稍有一点不干净，我们都要被刮胡子（挨批评）。
接着到枇杷园北面理化生物馆南面的廁所。张师傅说，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高志国一家住在枇杷园的四合院内。高志国书记的夫人是数学系的总支书记，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对厕所的卫生十分挑剔。枇杷园的厕所是云大第一厕所，一定要用心用力打扫干净。
张师傅带着我们到大课堂（今“庆来堂”）背后，这里有一个大厕所，是全校最大的厕所。对这个厕所的卫生，张师傅没有特殊交代。不过，大课堂东面有四排小平房，分别是政治系、历史系的办公室和教员宿舍。历史系主任张德光先生的家就在最后一排房子中。历史系的领导和老师都会在这个厕所方便，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打扫这个厕所不敢苟且马虎。
图书馆（今怀周楼）下面有一个大厕所，男女各有十二个蹲坑。女生宿舍（今人类学博物馆附近）背后有一个大厕，虽分为男女两部分，但全部是女生用。1983年，这里发生一个命案，政治系的年轻女教师被人杀害丢在粪坑里，至今尚未破案。四合院东面卫生科西面有个大厕所男女厕所各有十二个蹲位。张师傅说 最好在上午十点前打扫完，十点是课间休息，上厕所的人多，无法打扫，会影响打扫进度。
新四楼北面有一个大厕所，因为新四楼是男生宿舍，所有二十四个蹲位都供男生使用。新四楼的东面有两幢两层楼的青年教师宿舍，新四楼的南面也有两幢二层楼的职工宿舍，有女教师，还有男教师的配偶，所以隔出三分之一的蹲位做女厕所。
环城北路（今一二一大街）北面是教授讲师小楼和花园别墅，物理系、外语系学、数学系学生宿舍，外语系教学楼等。中间有六个厕所，除了丁字楼边的厕所稍大外，其他厕所都不大，每个厕所不过五六个蹲位。
张师傅交待完工作后，我们就按照他的规定一个厕所一个厕所地打扫。到早上十一点半把校本部（东路苑）的厕所打扫完。
下午两点开始打扫北院的厕所，四点半就全部打扫完，可以收工。比其他同学提前近一个小时下班。
学校有沐浴室，每个同学每周发一张洗澡票。洗澡时间是十五分钟。第一次电铃是三分钟准备，第二次电铃是放水，第三次电铃是关水。一开始有的同学不适应，洗到一半，刚擦上肥皂，水就停了。
我们扫厕所，掏大粪的同学每天都有一张洗澡票。扫完厕所舒舒服服地淋浴十分钟，真是难的的享受。
3.
每天扫李广田住宅前的厕所我特别认真。不仅坑位扫得干干净净，还将两侧的隔板擦得光亮。在高中时我就读过李广田的诗歌和散文。他有首写乔木的诗，其中一句是：“如要夸耀自己的年轮，就不要在地上站立”。我把这句颇具哲理的诗记在心上，随时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要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在高中二年级读到他的《花潮》我就被圆通山的花迷住了。更为中学老师们议论花的诗句所感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一名句引导我读了龚自珍更多的诗篇。
据说，我们在1962年高考的作文题就是李广田校长出的。高教部请他到北京出高考作文题。他出散文题，另一位教授出论说文题。他从昆明坐飞机到北京，一下飞机遇到一阵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雨点敲打车窗，颇有诗意，到招待所，雨过天晴，一轮彩虹高挂天空，他灵感一来，就定下了高考作文题：“雨后”。作文考试时我没有写“雨后”这个题目，尽管我在报纸上读过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散文《雨后》，留下深刻印象，我还是选择了论说文《不怕鬼》。我的作文得了高分。一进大学，辅导员黎家斌老师就指定我担任写作与历史文选两门课程的课代表。
一天，我特意在第二节课的钟声响起后到厕所里看看。果真，李校长就蹲在倒数第二个蹲坑出恭。有一天他上厕所小便，我正在厕所清洗他的蹲坑，他走近我，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小同学做得不错。谢谢你！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1964年10月底，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云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师生到大理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带队的就是李广田副校长。当时他已年近花甲，身体硬朗，精力充沛，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一开始我们住在满江公社培训。他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和第二个十条。还学习王光美在桃源四清的经验。
李校长还是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出恭，多年的习惯改不了。看他蹲在农家又臭又脏的茅厕，成群结队的苍蝇围绕他飞舞于上下左右，真为他难过。石头垒起来的茅房“围墙”高不及腰，蹲在茅坑，头露出围墙，村中男女老幼过路，习以为常，李校长总是有些难为情。他在大会上，勉励大家到农村要过生活关、劳动关，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培养工农感情。他还把习惯农村茅厕作为例子来引导师生。他身体力行，带头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
晚饭后，我一个人偷偷溜出村外，找个僻静的地方读古诗文，读俄语。李广田校长也会在晚饭后出村散步。有次遇见他，紧张得迈不开脚。他却和蔼可亲地对我微微一笑，亲切地说，你不是扫厕所的小同学吗？他又说：社教不忘读书。很好！
“社教不忘读书”这句话让我震动，也颇为感动。因为，社教有许多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准读外语，不准看专业书。农村就是大课堂，社教就是专业，阶级斗争就是主课。这些，作为省委大理四清(社教)工作团副团长，云南大学带队领导，他多次在大会上强调：读好社教这本大书，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原来，他会上宣讲的，和他内心想的并不一样。
4.
1965年8月底，我们胜利完成社教工作，回到学校。九月初开学上课，这时我们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可是我们的功课还是从三年开始。不过已经划分专门化。开始分专门化小组学习。
上课不久，戚本禹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发表《忠王不忠－－评李秀成自述书》。一开始，学术界的大佬们都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历史系教近代史的李为衡副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说，李秀成“忠王”的帽子戴得热和和的，戚本禹要把这顶帽子取掉，也不怕人家感冒。他还指导1960级的几个学生写批判戚本禹文章。1964年春天，毛主席对戚本禹的文章做了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于是学术界风向大变，掀起了批判叛徒李秀成的高潮。1965年《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学校党委要求历史师生都要认真学习这两篇文章。对照文章检查教学中的问题。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span se-mark="1">海瑞罢官>》的长文。党委要求历史系的师生要深入学习姚文元的这篇大批判文章，还要写心得体会，进而写批判文章。
1966年5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span se-mark="1">燕山夜话>、<<span se-mark="1">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高调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所谓反党黑帮。1966年3月，历史系的课程基本停下来，师生都要学习戚本禹、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在4月初份我被抽调到学校党委领导的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史学组，在历史系总支副书记赵瑞芳老师、党支部委员朱惠荣老师的领导下清理老教师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重点是批判方国瑜、江应樑、杨堃“三座大山”。因为吴晗曾经在云南大学历史教过书，1963年初还到历史做过学术演讲，党委要求一定要肃清吴晗在历史系的反动影响。重点是批判与吴晗过从甚密的李埏老师。
李广田作为文学顾问的音乐艺术片《阿诗玛》摄制完成后，李广田说他要出钱请全校师生观看，并以此来庆祝他六十岁的生日。不料，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点名批判《阿诗玛》，李广田在劫难逃。
1966年5月6日，云南大学党委组织学术批判办公室的文艺组贴出揭发云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广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一批大字报。有一篇文章题为《从影片“阿诗玛”看李广田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有一篇长文题目是《李广田反党之心昭然若揭》，这篇文章说，李广田多次说大学政治学习过多，生产劳动过重，影响教师的科学研究，耽误学生的专业学习。如此下去，云南大学就要变成云南小学。这是李广田明目张胆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鼓吹“白专道路”。
5月11日下午，云大党委组织师生员工四千多人举行声讨“三家村”大会，会上将李广田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份子”。这次会上还点了历史系李埏副教授的名，说他是吴晗的忠实走卒，三家村在云大的代理人。第二天。《云南日报》做了长篇报道。
8月5日，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全国大中小学全都“停课闹革命”。文革的主攻方向从批判过反动学术权威转向炮轰各级党委。
学校的厕所不再是工人和学生打扫，而是勒令反动学术权威清洗。一开始有红卫兵监督他们劳动，不久红卫兵都跑出去造反、闹革命、大串联。打扫厕所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们的自觉行动。李广田就负责打扫红卫楼东西两侧的大厕所。历史的几个教授负责打扫大课堂后面的厕所和北院教授新村的厕所。我看到李广田扫厕所很吃力，悄悄地去帮他跳水，帮他清扫。他还记得那个扫厕所的小同学。
我也会帮助江应樑、李埏打扫厕所。方国瑜先生眼睛不好，历史系的造反派对他比较照顾。没有让他去劳动改造，而是接受批判，闭门思过。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大小干部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农民自己解放自己，各行其是。西山区有几个农民跑到云南大学来掏大粪。他们将特制的大竹篮子用写大字报的纸一层一层糊起来再涂上厚厚的油漆，他们用的浆糊是红卫兵贴大字报用的。到处都有，免费供应。他们用的油漆也是红卫兵搞“刷大标语”、“搞红海洋”的好漆。他们用长把大漏勺到粪便滤干装进大竹篮挑到大观河用小木船运到乡村出售给种菜的农户。他们靠贩运云南大学的粪便发了财。
在帮助李广田、江应樑、李埏打扫厕所之余，我与掏大粪的农民聊天，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公社党委的书记和社长都被当做“走资派”打倒、靠边站。我们农民各干各的，自由得很。云南大学的大字报、传单、小报拿到废品收购站，一天可换一两元，一个月可挣五六十元，比大学生的工资高。云大厕所的粪便成了我们的“金元宝”。一担干大粪可赚五六元。一个月赚个八百一千元不成问题。
文革期间官渡、西山区的农民没有当权派的管理，各显神通，发财致富。农民的小日子越来越好，开始步入小康。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
我们昆明官渡人，象牙烟锅叼春城，飞鸽单车带女人，的确良衣服一层又一层，花生小酒一杯一杯乐死人。只是改不掉的怪声气，一开口，笑死人。
5.
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告终。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初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我考取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1978年9月，我回到离开十年的云南大学师从方国瑜教授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我安排住在名为东方红大楼（新四楼）的底层101号学生宿舍。一间宿舍住两个人，我和来自贵州的同学史继忠。
大学恢复招生后，学校宿舍不够用，东方红大楼又加盖一层。
云大的厕所依旧。打扫厕所的任务还是由学生担任。
站在李广田校长故居前的厕所，帮老校长打扫厕所的情景浮上心头。李广田校长在1968年11月2日含冤死于莲花池边的沙坑中。是自杀还是迫害致死，至今仍是疑案。新世纪开始，会泽院两侧的厕所被拆除。虽然李广田故居因我力争被保存下来，但是云南大学不再有李广田！
研究生也要参加劳动，第一学期我和史继忠安排到龙潭农场劳动。这次的任务是看守丰收在望的包谷。我们和几十个大学生被安排到农场周围的几个小土包上看守。一天三班轮流巡视。
我和史继忠看守时，农民来偷包谷，我们佯装看不见。白天只管埋头读英语，读古文。晚上两人在山坡上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聊天说地。
1979年，云南大学来了一位姓布什的女教师，大家称她为布什夫人，是1950年后来云大的第一位“美国佬”。她被安排在云大教授新村的一幢小洋房中。学校特别为她粉刷了房间。这是云南大学最好的住宅。可是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浴，必须到新村公厕大小便。云南省政府的外事办公室每个周末派一辆进口的日本中巴车把在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外国专家”送到安宁温泉度假泡澡。布什夫人不时到学校抱怨上公厕之苦。学校花了近万元在小洋房边加盖了“现代”的卫生间。卫生间一建好，布什夫人就在家中开了一个The party，隆重庆祝一番。
1979年三月，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慕名到云大来向方国瑜教授学习云南地方历史。他要求和研究生住在一起。学校就把他安排到我的宿舍来。他来住了一天就到翠湖宾馆去住了。他说没有卫生间，不能洗浴，上厕所不习惯。他给我讲文革时，他在复旦大学留学，跟着学生下乡劳动，住在农民家，最头疼的事就是上厕所。他和房东说：美国的农民很富有，房子里有很好的卫生间，一天洗浴两次，他们的住房比上海的宾馆还好。结果房东说他造谣，宣传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是个反动派！
1980年后，大学生的劳动制度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勤工俭学。贫困的学生在学校做劳动，挣一点生活费、书刊费、文具费。
1981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担任方国瑜的助手。一年后，我跟着方国瑜、江应樑教授读博士研究生。1985年6月毕业，获博士学位。
大约是1987年春，杨光俊校长接见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要我作陪，回答他们提出的民族史与地方史的问题。
会见期间，来自美国的女教授要上厕所，可是她们不敢进会泽院两边的大厕所，外事办公室只好用小轿车送她们到云大对面的翠湖宾馆上厕所。成为贻笑大方的趣事。
现在云大会泽院的厕所是五星级，比翠湖宾馆的好多了。打扫厕所的工作也由专业的保洁公司承包。
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压缩大学招生数量，控制大学办学规模、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完全相反，大学规模不断扩大，招生数量不断膨胀。云南大学在校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三万多，其中本科生16500多人，研究生15000多人。翠湖校区的建筑除了会泽院周围的老建筑比我的年纪大外，所有建筑的年龄都比我小。新建的大楼，每一层都有两个厕所。云大扫厕所的工人已超过一百。
今天，如果我想学雷锋，主动去打扫厕所，保洁工人会来跟我拼命，因为你高尚的行为，会抢夺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