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湖光塔影垂柳依依的北京大学作者：王缉志
（本文作者方开泰，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理统计与概率论专业。方开泰是国际著名的数理统计专家，美国统计学会终身院士，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杂而有趣的入学之旅
我被录取北京大学的喜讯使全家振奋，母亲和姐姐方开珑为我添置行装。虽然家里当时经济条件不好，母亲还是尽量为我买了一个新箱子，缝了一条新被子。由于北京冷，为我做了新棉袄，这件棉袄从1957年一直穿到了1972年！我父亲那时已近70岁，看到儿子那么有出息，便挥笔写了一首诗：
《为子开泰到北京大学就读而作》
名題丹阙正清秋，此日奇男壮志酬。
宝树競开花满径，衰年岂憾白盈头。
京郊山色连绵秀，学府名师第一流。
明月二分欣共宴，碧霄万里任鹏逰。
扬州中学有不少同学被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录取，由于大部分学生家庭清贫，从扬州去北京的旅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于是同学们动脑筋决定组团入学，这样可享受团体票的待遇；
在交通工具上选用最便宜的走法，从扬州乘船到镇口，然后乘火车慢车到济南，转另一班慢车，历经两天两夜才到北京。下车后，一直觉得地在动，仿佛还在火车上。那时是蒸汽式火车头，喷出含煤粒的黑烟，我们全团同学的脸和脖子都黑了。由于到首都上大学的兴奋，谁都不觉苦。
下图：我刚入学时的照片
中国的"莫斯科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
。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对学校进行了整顿和革新，奠定了北京大学向近代大学转变的基础。抗战后南迁，1937年9月，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的1946
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京大学迁回原址复校，同年10月正式开学。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大学。1951年6月，马寅初教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任校长。
进入北大后的我首先被美丽的校园所吸引和陶醉，"湖光塔影、垂柳依依"是人们形容北大校园的惯用语。我所在的数学力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合并而成，由段学复教授任系主任。段先生讲话风趣，语言生动，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训话"。他虽然疾病缠身，但性格乐观，为人和气。相比之下，系副主任程民德教授讲话比较沉闷，口音很重，听了要睡觉。数学力学系有三个专业：
数学、计算数学和力学，所有的男生都住在28斋。初入学时，6人一间卧室，上下床，人人都很开心。北大当时有三个学生食堂，每顿饭都有很多选择。我由于家庭经济不宽，一般都选中等偏下的饭菜。即使如此，比在扬州时家中的伙食强多了，第一年体重就增加了近十斤。北大为了照顾食量大而经济贫困的同学，专门在食堂开了一个特区，那里主食不限量，我也曾在特区吃过一学期。
北大当时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我们用的教科书全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数学分析用的是辛钦的书，习题是从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中选。苏联的数学家，学风严谨，习题有难度。教我们的老师均非常认真，记得教"解析几何"的裘光明老师，第一堂课身着西装，领带，十分潇洒。我虽然学习没有实质的困难，但一时很难从高中数学的框架中转移到抽象的ε-δ语言，总觉得对学的知识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时，从上海来的同学，他们已自修了数学分析，我还没有开始做作业，他们已在看参考书了，我感到压力很大。我的同学都是全国各地著名中学的拔尖生，好胜心都很强。作业做不出来，问同学觉得丢面子，一定要自己独立完成。习题最难的莫过于三年级修的"实变函数"，教科书是俄国数学家那汤松写的《实变函数论》，书中附的习题没有一人能独立全部解出，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每解出一道题，就多增加一份自信心，多一份快乐。
在北大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周末都有室外电影，外语系还有为教学服务的原版电影。节日或周末有舞会，文科同学是舞会的主力，理科同学参加不踊跃，我基本上不参加，但偶尔去吃舞会后的宵夜。北大有形形色色的文艺团体，同学们自己创作大型话剧，自编自演，到全国各地演出，深受好评。
开学典礼上，校长马寅初给新生在大饭堂作报告，同学们自带板凳。马校长报告很风趣，自带道具，在台上走来走去，在当时很新鲜。不久，马校长请周恩来总理来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我们站在校园夹道欢迎周总理。总理报告时，马校长坐在讲台的横侧，风格也很特别。当时马校长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很高，可能是他的个人魅力。但好景不长，后来中央要求批判他的"人口论"和"循环论"，大字报铺天盖地，但他始终不认错，公开答辩。但校长显然做不下去，于是中央从铁道部调陆平来做校长，从此，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北京大学就从学术自由的名校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之地。
处理右派运动
北大民主、自由、独立思考的校风，使北大师生有几百人内定为右派，1958年，学校专门用一段时间来批判，划定右派。我们是一年级，通过这次运动受教育，不在划右派的范畴。那时，北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仍然很幼稚，以为批评一下就过去了，甚至还有人又来发表演说。我记得在北大图书馆门前，有学生在讲演，讲为什么我们的图书馆有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像，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像。当天下午，我就见到了批判他的场面。我从小不过问政治，在这场运动中我不知如何发言，成了运动的"落后"群众。
数力系组织了一次大的批判会，批判 "极右分子"
张景中，他当时是四年级学生，后被送去劳改多年，文革后被平反。我们完全不了解张景中的言论，只是专注在听。一些同学不知不觉睡着了，我同班的高齐亮就是一员，会后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师生齐集教学楼，右派景中被斗臭，试问火力谁最猛，齐亮鼾声传九州"。没想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和景中师兄在香港、澳门多次相聚，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多少年以后，我的一位师姐专门到我家讲她在北大的遭遇。当时，她是支部书记，大鸣大放时，有位同学对她交心，她如实向上级组织汇报，后来上级要将这位同学打成右派，她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位同学是向党交心。其结果她也被划成右派。
大跃进、教改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热潮，北大不是世外桃源。当时，中央领导人都率先去十三陵水库劳动。
北大也组织
我们参加，我们的热情非常高涨。早上五点就起床，早饭后走一个小时才到工地。劳动一整天，天黑了才返回住处。我们没有劳动的经验，一天下来，筋疲力尽。几天以后我发烧病了，但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气氛下，第二天又上阵了。1976年，我所在的中科院数学所组织去十三陵水库游泳，我带着大女儿下水，水深又清，第一次享受到当年劳动的成果。
最愚昧的是大炼钢铁运动。在南校门外，我们自己挖了所谓的炼钢炉，我们没有任何炼钢的知识也没有一个人曾参观过钢铁厂。当时到处找废铁，北大这么多学生，哪有多少废铁，很快就一扫而光，有的甚至连门把手都卸下来当废铁。那天，有几位同学在走投无路时发现了大食堂后面有个旧的大锅，欣喜若狂，立即抬到"炼钢炉"边敲碎，放进炉里去炼。不久传出大食堂丢了一口大锅的新闻，原来师傅把锅搬出来时是为了铲锅底的灰。这样的闹剧在大跃进时代层出不穷。半年后，在我们居住的28斋面前放着一堆堆"钢锭"，把很多本来可用的东西，变成没用的"钢锭"！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热潮下，党中央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专"的含义是明确的，而"红"的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大部分人认为"红"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但到了基层，有的党干部则理解为"红"就是跟着他们走。在北大数力系，提出要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对讲课好的深受同学热爱的非党员老师
(如吴光磊教授)，人为地定位为"白旗"，要学生批判。课讲得不好的党员老师反而受不到任何批评，我是无法理解这种做法。"尊师"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如果学生可以随便批判老师，特别是讲课优秀的老师，老师将无所适从，学生也学不到知识的真谛。
下图：当年的同学们
接着系党组织又领导学生搞教改，认为当前的教育和教科书是修正主义的。同学们在学数学分析时，最大的拦路虎是--语言，教改的口号在学生中很有号召力。于是大字报、编教材、批判旧教材的会纷纷而至。我和几位同学被派到俄文教研室，"帮助"老师教改。那时，大学第一外语仍是俄语，俄语公共教研室老师很多，他们负责全校一、二年级的俄语教育。我虽然是派去的负责人，但不知如何做，开了几次会，走走过场就结束了。由于大跃进的"疯狂"，我班的团支部书记精神过于亢奋，只好休学，变成了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
当时系党总支认为光在学校闹革命还不够，叫我们下厂去锻炼。我们一部分同学去了北京开关厂锻炼，北京开关厂在当时是一个中型的厂，位于北京朝阳区关东店。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车床，对金属元件进行车、钻、刨、磨等加工。每位同学拜一位师傅，照片中排左二是我的师傅，他人很好，热情，诚恳。我们向师傅们学技术，这一经历对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化工二厂的工作很有帮助。
接着，我所在的年级大部分学生去了长辛店机车厂，而我们一个小分队去了海淀苏州街的小南庄汽车厂，这个厂是货运汽车厂，每天有各种货运要求，厂里按客户要求派车去运货。厂里绝大部分汽车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留下来的，破旧而经常出毛病，汽车经常开到半途就熄火了，每天汽车回厂后，都要有技工检查、修理、换零件。零件换多了，许多汽车的所有零件，甚至车身都不是原来的。现在看来，这种不断修理旧车的办法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在那时，有钱也买不到汽车，只能用这种方法来维持。我们的任务是做技工师傅的助手，也就是讲，基本上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师傅对我们很好，但也学不到多少技术，当时认为修汽车离我专业太远了，也不往里面钻研。
冬天，我又回到小南庄汽车厂参加劳动，北京的冬天，夜间寒风呼啸，我们的粮食定量并没有因为劳动而增加，伙食很单调，主要是白菜、萝卜。有一次，二位女生差点煤气中毒，幸好一位出来上厕所，摔倒在地，被人发现，才保全了二人的性命。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闹粮荒，教改的闹剧也难以继续，学校决定所有下厂的学生返校学习。
下图：在小南庄汽车厂
困难时期
返校后，全国已饥荒遍地，进入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以粗粮为主，每天的主食以玉米面窝窝头为主，国家为了照顾大学生，我们的粮食定量都没有减。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根据录取前所在省份的定量，故同学间的定量并不一样。那时副食几乎只有白菜、萝卜和少量豆制品。油也定量，每人每月半斤，菜里见不到多少油。肉每人每月只有半斤，一个月最多只有二次荤菜。同学严重营养不良，加上刚刚从工厂劳动回来，体质也差。不少同学开始浮肿，缺乏各种营养素。学校申报上级，弄到一批黄豆，发给有浮肿的同学。我是班生活委员，负责发放黄豆。测试有没有浮肿的办法很简单，用手指去压面部的某个部位，手松开后，如肌肉不能迅速反弹回来，就是有浮肿。我帮助学校发放过三次黄豆，但从没想到过自己有没有浮肿。那年寒假（1960--1961）我回扬州，母亲一见到我就发现人已脱了形，有浮肿。扬州同样物质匮乏，但可以用高价买到定量之外的食品。记得母亲用她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换回来的仅仅十个鸡蛋，我感动得泪水盈眶。母亲同样缺乏营养，身体也不好，为了调养我的身体，可以倾其所有！
寒假后回到学校，许多同学带回来各地受灾、挨饿及死人的消息。学校为了保护同学的身体，叫我们缩短学习时间。我一向勤奋，舍不得浪费时间，仍然每天泡在图书馆内，以致有一次昏倒在厕所里，幸好没有大的脑震荡。1962年，我的中学同学华钰在北京结婚，请我去参加并吃饭。我自带粮票，她坚决不肯收。在那时，客人自带粮票是一个潜规则。
学习之道
扬州中学给我各方面打了坚实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在大学能一帆风顺。首先我感到我的语文很差，写作能力就更差。当年在扬中，老师给出作文题目后，很多同学立即下笔千言，而我却不知如何下笔，最后挤牙膏似的写上600—800字交卷，语文的分数很少超过70分。进入北大后我意识到必须补语文这一课，便请父亲利用寒暑假给我补习中文。父亲退休了，教儿子是最大的乐趣，便精选了许多有代表的古文、古诗让我读，给我讲解。与此同时，我开始记日记，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一页，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1966年，由于文革时可以随便抄别人的东西，不想给自己惹麻烦，便烧掉了所有的日记，包括自己写的三十多首诗，很是可惜。经过自己的努力，语文和写作均有明显的提升。功夫不负有心人，文化大革命时，居然有人称我为"笔杆子"。
这里值得回忆的是第一本日记本，那时买一本像样的日记本已超出我的经济能力。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要给解放军军官补习文化，但师资缺少，求助于北京大学，我被派去教高中三角课程。这是我第一次当老师，班上有三十多位军官，年龄都比我大。总参三部没有给我们这些老师一分钱，学期结束后，为了感谢我们，在春节时，总参三部请所有的老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北大学生）去吃饭，看梅派名演员杜近芳主演的京剧，还送了一本有外国油画的日记本。收到礼物很开心，这本日记本后来记录了我在北大的学习、成长和苦闷，提高了我中文写作能力。
我曾提及学习ε-δ语言的困难，这是学习数学理论的必经之道。一位同窗向我介绍了一本翻译的中文书，由瑞士籍数学家G.
Ploya著，他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在概率论方面有过杰出的贡献，文献上有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定理、模型等。晚年，他侧重于数学教育，写了很多书教人们去如何学习数学，一些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我看的这本书名字是"How
To Solve It ——A New Aspect of Mathematical
Method"。这本书不厚，但十分精彩。他教我们注意新旧知识的联系并告诉我们联系的方法，这一点与孔子的"温故而知新"有异曲同工之处，孔子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Polya在书中的扉页上给出一个学习和理解程序，对我启发很大：如果学到一个抽象的概念，要举一反三；如果学到比较具体的例子，要将它抽象到一般情形。这与孔子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一致的。因为Polya是数学家，我接受起来更直接。Polya多次强调，"全信书不如无书"，要努力给出比书中更好的证明，更多的应用，更一般的定理。我遵循他的教导，每做完一道题﹐都要试换一种解法；每看完一本书﹐他都要去找一个新起点。我不满足于死板地按书上的系统记忆内容或推导公式﹐而是打乱书上原有的顺序﹐自己去找各部分的联系和规律﹐并将不同方法加以比较。这样学习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辛苦﹐一年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似乎捉到了学习数学的"灵感"。尽管从分数上还看不出和自己以前有多少差别﹐但觉得自己磨炼过来了，逐渐进入到"乐之者"的境界。
几年后在我攻读研究生时，为了练习翻译，从英文译成中文，我选了Polya另一本书的一段，加了标题"如何发现证明"，并刊登在《数学通报》学刊上。有趣的是，20年后，在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由钟开莱教授引见，见到了崇拜已久的偶像，那时他已90多岁，88岁时仍在上课，他夫人送了他的一张照片给我，因他当时已得癌症，容貌欠佳，不便和我合影。
下图：瑞士籍数学家G. Ploya
在我们学完"分析概率论"时，著名概率论专家M.
Loeve出版了分析概率论。据张尧庭老师讲，许宝騄教授的"分析概率论"讲义，原计划是要出专著的，由于他身体不好，速度快不了，被Loeve的书抢先一步，十分可惜。多少年后，许先生的大弟子钟开莱教授，将许先生讲义独到之处发表在斯普林格出版的许宝騄选集中。
北大的学习任务很重，大一时有体育课，老师教我们游泳、溜冰，十分实用。大二时，我坚持长跑，从1000米到10000米，这是在扬州中学时就养成的习惯，一直伴随我到60岁。此外，我开始了冷水浴，二十八斋的浴室并不每天开放，不开放时有冷水但没有热水。在严冬时，洗冷水浴是一个挑战，需要得法，先用干毛巾擦身，然后用温毛巾擦，用冷水冲几分钟，再擦身，这时身体发热，已适应冷水。浴后全身血液畅通，十分舒服。这一项锻炼一直坚持到现在。
学生会干部
刚入北大，我被选上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评审助学金，每月领发助学金。大三后，被选为系保健委员，负责同学健康、保健。每班都有一个保健员，全系有几十位，都归我领导。为了提高保健员的保健知识，我请校医院大夫来做系列讲座。有一次讲女生健康，使男保健员大开眼界，因为那时性的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个禁区。不少南方的同学不了解北方的气候，得了关节炎。校医院利用暑假教这些同学针灸、气功、太极拳，我是领队，在活动中学会这些中国传统的保健方法。我还学会了打针，后来我妻子，女儿要注射抗生素时，我能为她们服务。
就在这个暑假，一批同学食物中毒。因人数太多，校医院立即动用了体育馆等许多场所作为临时病房。但医务人员不够，我便自告奋勇参加夜间值班，为生病的同学针灸、打针。后来校医院通过大字报表扬我的义举。北大的学生生活十分紧张，许多同学病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看病，尤其是伤风、感冒一类的小病。于是，我与校医院合作，在二十八斋办了一个简易的门诊，请指定保健员轮流值班，很受同学欢迎。按惯例，毕业班同学不再任系学生会干部，在最后一年，经过选举，我当上了班主席，仍旧为班上同学做一些服务性工作。
做学生会工作对我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当年，我不善言辞，开会不知如何发言，往往刚刚有一个思路，没想到有同学抢在我前面发言，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做了学生会干部后，我要主持许多会议、讲话，使我的胆量增大，自信心增强，表达也更为流畅。学生会工作也锻炼了我的办事和组织能力，大胆创新。这些能力的提高对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十分重要。
国庆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纪念。人民政府用极短的时间，建造了标志性的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那时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进入到经济飞速而稳步发展的和平时期，人民盼望和平、盼望小康生活，在这十周年之际，有一个盛大的庆祝是众望所归。
我从57年入北大后，年年参加国庆游行和天安门晚上歌舞烟火晚会。国庆当天，我们四点多钟起身，在食堂早餐，领一天的干粮。然后步行去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集合地点——天安门广场东侧。在举行庆典时，我们只能从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中听到主席讲话、口号和群众的欢呼声。游行开始后，当我们的队伍到达天安门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游行队伍的壮观我们只能从随后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纪录片上看到，因为那时电视远没有普及，一般人家还没有电视机。
我们甚至不敢梦想，是否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观礼台上（即天安门下方，有东西两侧的台阶，被邀请的嘉宾站在那儿看游行队伍）。
在九月的一个周末，有同学突然告诉我，今晚有天安门游行彩排，我们去试试，能不能钻进天安门广场去看。参加这次冒险的有七、八位同学，其中有家在北京的，他们地形熟悉。彩排共有两次，第一次，上观礼台的人都是有票的，这时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路口都有人把守，不可能进入。第二次彩排，已近午夜，站在观礼台上的人大部分回家了，因为晚了就没有公共汽车可乘，但骑自行车来的人，还可以看第二次彩排。这时，在进入天安门广场路口的守卫者也松懈了，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连接天安门广场的僻静小巷，无人把守。我们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兴奋得要跳起来。很快我们登上了观礼台，这些位置在国庆典礼时，只有省级领导、将军级军官或是全国劳模才有资格在那里观礼。彩排的队伍非常认真，五彩缤纷，口号宏亮，步伐整齐，比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显得更壮观、气氛更感人。历时近两个小时，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彩排结束后已是午夜。我们是穷学生，都没有自行车，其时也没有公共汽车，唯一的办法是步行回校。我们兴奋极了，三十多里的路，不知不觉已回到了北大校园。
北大要办成太学
当时中国大学学制多为四年或是五年，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均为五年制。由于困难时期，政治运动已大大减少，"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希望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这时，北大和清华决定改为六年制，从"大学"提升为"太学"，使大学生能达到硕士的水平。数力系决定分专门化，记得有"拓扑学"、"函数论"、"微分方程"、"概率统计"等，叫我们填志愿。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只好填上"服从组织分配"，成为了概率统计专门化的学生。
我们在低年级时，除修了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复变函数、微分方程等数学基础课外，还有高等物理、力学等。分了专门化后，给我们制定的课程有"测度论"、"分析概率论"、"随机过程"、"博弈论"等。由于大跃进、下厂教改等政治运动，我们损失了一年多的学习时间，许多有用的课程如"泛函分析"、"数论"、"拓扑学"、"群论"等都没有时间学。
测度论是张尧庭老师讲，他思路清晰，表达生动，仅仅半个学期我们就已掌握了测度论的精髓，为理解近代概率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门课的另一半时间，张先生讲了统计学的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试验设计等。没有教科书，每一种方法只讲1-2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随机过程分别由陈家鼎老师（讲马尔科夫过程）和龚光鲁老师（讲平稳过程）讲授，他们虽然从北大毕业不久，但十分优秀，讲得很精彩。据同学讲，许多老师很欣赏我们这一届学生，但龚老师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期终考试时，他出的试题大部分都是没有见过的题型。我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三个小时到了，没有一个人交卷，龚老师很仁慈，也不强迫收卷。据讲有的同学延迟一个多小时。有一道题我极尽全力也解不出，最后得了"4"分，绝大部分专业课我都得"5"分（最高分），这一次不能如愿。
"分析概率论"是由胡迪鹤老师讲，用的是许宝騄教授的讲义。
北大的学术氛围
在六年的学习期间，虽然搞了不少政治运动，但不搞政治运动时，学校的学习氛围是相当浓厚的。我们的老师中许多是学部委员（现在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如华罗庚（兼职）、许宝騄、江泽涵、段学复、程明德等。名师出高徒，文革后我们的师兄、同届同学由于成绩杰出，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年级的有王选、杨乐、江伯驹、张恭庆、张景中等；同届的有刘益民、李啟虎。课余时同学间谈古论今，对前人评头论足。概括来讲，有两派观点，一派是完美主义，强调做学问要达到完美的程度，定理最好都是给出充分必要条件，收敛结果达到最好的阶，如果解决一个未知理论，最好把关键结果做尽，不丢尾巴，将来不会留下遗憾。为了达到完美，许多教授很少发表论文，并且对别人发表的文章评头论足。旷日持久，持这种观点的人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自己不写论文，还阻碍别人写论文。另一派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抓住一切可能机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将结果汇总在论文中发表。华罗庚、许宝騄、吴文俊是这一派的代表。我记得有一次听华罗庚教授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作报告。报告介绍他的治学和研究的方法，他强调"天才就是勤奋"，"知识靠积累"，"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讲有一次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将落在公海中一个指定区域，这个区域近似于梯形，但没有公布发射地点。华罗庚用球面几何的方法将梯形两斜边延长，推算出导弹发射的地点，后来证明他的推估十分正确。这个问题虽然不难，但不是每个数学系的学生或研究生都能解出。这个问题从数学上是一个小问题，但可以锤練我们的基本功。如果能经常发现这一类的问题，日积月累，也许能变成一个大问题。科学研究如滚雪球，只要坚持不懈会越滚越大。我不反对完美主义的人追求完美，但眼高手低会削弱了创造性。我欣赏活到老、学到老、永不满足的治学态度，并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当然，我们不能一直满足于解小问题，而避开大而难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和先进国家相比是落后的，要求数学家/统计学家有原创性，解决大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向上的。
一代宗师
许宝騄教授
许宝騄和陈省身、华罗庚是同班同学，这三位都成为数学界的大师。许宝騄留学英国，从师于数理统计学创始人之一皮尔逊教授;
后来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任教，他高超的教学技巧，将复杂化为简单的能力和平易近人，为人师表的品德，是同学们的偶像。他对数理统计作了大量的奠基性研究工作﹐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声望。1949
年他放弃了美国的高薪，毅然回到解放后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许先生身体很不好，同学们称他"劳卫制"（这是当时劳动、卫国用于体育的一个术语），暗示他有肺痨、胃病、痔疮。他终身未娶，全心放在工作上。由于肺痨时重时轻，他的工作不时地被中断，我们无缘听他的正式授课。
下图：许宝騄教授
北大变成"太学"，要求毕业生做毕业论文，有九位同学由许教授指导，张尧庭老师做他的助手。许先生已患三期肺病﹐遵医嘱应绝对卧床﹐可他依然按全工作量要求自己。他给了一本只有60多页的，得斯大林奖的俄国概率学家所著的"变叙的极限分布"叫我们阅读，同学们轮流作报告。讨论班会一周一次，就在许教授的住处进行。第一次见到他时，大吃一惊，他一米八的身高，但骨瘦如柴，只有68斤重。一次讨论发现没有粉笔了，他给出10元叫同学去买，当时一个大学老师的助教的工资才56元，可见许先生为人之宽厚。在论文总结会上﹐许先生端出了自己的一套思路，若沿用苏联学者的方法﹐只能作出一维情形的结果﹐而按许先生的思路推演﹐即可简捷﹑轻松﹑自然﹑流畅地推出一维到多维情形的结果。真是技高一筹! 每个学生都受益匪浅。后来，我的两位同窗程士宏和马逢时将许先生的思想完整地实现，写成论文发表。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经张尧庭先生推荐，计划将他们留校教书，留校是大部分同学的第一志愿。后因其它因素，程士宏留校了，但马逢时被分配到天津大学。士宏兄一直留在北大教书，直至退休，并于2008年因病去世。
下图：我们那届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的同学与许宝騄张尧庭老师合影
后排左起：温丹忱、方开泰、郑颖、王缉志、石振瑗、吴新瞻、袁荫棠
前排左起：马逢时、许宝騄、张尧庭、程士宏
一个星期完成毕业论文
持续一个学期的讨论班结束后，许先生分别给每个学生出了论文问题。他给了我发表在美国杂志《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上的一篇文章，讲该文的证明有一个漏洞，如果我能发现这个漏洞，并补上有关证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是世界上统计理论最顶级的刊物，我当时心里打鼓，是否能看懂这篇论文，并完成许先生交给的任务。很快，我找到漏洞，便应用测度论的典型手法补上证明。这时，Polya
书里的教导立即涌上心头，不能满足现状，能否推广文章的结果。于是，我将文章的结果推广至可换随机变量序列，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极限分布。当时，兴奋不已，立即整理成论文。至此，才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能有如此高效，全靠北大老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数学功底，解决难题的能力，和许先生领导下的讨论班气氛的熏陶。
半年后，张尧庭老师告诉我，我的毕业论文被推荐在北大"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送北大学报发表。这时是1963年春，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北大处于风口浪尖，"五四科学讨论会"取消了，我的论文虽然已被北大学报录用，但很快北大学报被迫停刊，文革后，我去编辑处询问，连原稿也不知下落。
毕业后，我曾多次去许先生处去看他，每次他都很高兴，从他那得到许多终身相陪的教诲。有一次，许先生趁身体好一些，决定给概率统计室的老师讲点集拓扑，我也允许去参加。他的客厅挤满了人，那种学术氛围和对许先生的崇敬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文革开始后，许先生受了许多苦。例如，防空演习也要他参加，两个年青人架着他去"防空洞"，对有三期肺病的他，体力难以支撑。1970年，他与世长辞，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一不幸的消息。1979年在他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数学系钟开莱教授
的促进下，美国《The Annuals of Statistics》组织了四篇纪念许先生的文章，作者有美国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
T.W.Anderson，钟开莱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Lehman教授分别介绍了许先生在多元分析、概率论和随机过程方面的应用。1988年，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以统计为主题的年历，对贡献杰出的统计学家，在他生日的那天，印上该人的名字，照片。许先生是年历上唯一的中国人。
1980-82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曾有机会遇到他当时的学生。如Stanford大学教授 I.
Olkin，他是许先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时的学生。在多元统计中，要导出一些重要统计量的分布时，需要计算复杂的雅可比行列式，许先生当时导出了许多这样的行列式，并在课上讲授。许先生回国后，有人建议将许先生的工作送去发表，就由他的两位学生整理，其中一位就是I.
Olkin。 该文发表在英国有名刊物
"Biometrika"上。许先生很谦让，让两位学生署名。而两位学生也在文章中写明这是许先生之贡献。师生的高风格是世人的榜样，也是对当前有人假造、剽窃论文的恶劣行为的一个鞭笞。
考研究生的风浪
1962年，系主任段学复召开毕业生班会，动员考研究生。据讲，系里开这样的动员会是第一次，表明毕业分配的形势十分严峻。那时，大学生人数少，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北大是全国顶尖的学校，数学系毕业生一般不愿做中学教师，认为"大材小用"，我也有这种思想。留北大当老师几乎是每个毕业生的梦想，如果毕业论文能有名师指导，论文有新意，就有留校的可能。那时年级党支部的意见起很大作用，我无法估计毕业分配将把我分向何处，于是决定去考研究生。
在概率统计界的研究生导师并不多，许宝騄教授那一年不招，中山大学的郑曾同，梁之舜教授招，但已有同班同学去报考。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有王寿仁，越民义先生招研究生，同班有一位报了王寿仁先生，为了避免同学间竞争同一导师，增加录取率，我选了越民义先生。越先生曾是华罗庚教授数论组的大弟子，其他弟子有陈景润，王元，吴方等。大跃进时，批判数论没有实用价值，越民义和吴方就转入到应用性强的"排队论"和"合理下料"。越先生那年才41岁，是一位朝气十足的导师，但在"排队论"所属的应用随机过程领域，名气尚不大。
考研究生要考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复变函数、随机过程（马氏过程和平稳过程）和外语。只有利用寒假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来复习。我将有关的书籍集中在一起，有一尺多高，放在系图书馆，每天从早到晚，专心复习，效率甚高。我在北大开始学俄语，大三时选了英语作为第二外国语。教改、下厂后，我想到法国人的数学很好，改选法语作为二外。考研究生的外语只有两个选择，英语或俄语。选俄语把握大一些，毕竟学了五年（高中三年，大学两年）。考英语风险很大，因为初中学了三年，大学只学了半个学期。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俄文书籍和学术期刊都中断进口。我想，复习俄语对将来无用，不如冒险考英语。自高中以来，我一直注意心理素质的锻炼，这一次终于以胜利度过了难关，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越民义先生的研究生，也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生活花絮
北大的生活永远是丰富的。我们进入专门化后，改为四人一间寝室，生活条件大为改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政治运动暂停，文娱、恋爱及其它活动便有了空间和时间。我缺乏文体天分，参加了摄影学习班。那时，有照相机对我们来讲是天方夜谭。学校的摄影社招我们这些学员上课，讲解照相及胶卷的原理，如何选景，选光圈大小、景深、曝光时间、速度等。那时，照相机都是人工手动的，所有参数要拍照人确定，确定错了，会曝光不足或过度，其结果照片会很暗，或很亮。严重时，会一卷胶卷全部报废。讲课的小老师很认真，我后来买到给毛主席照相的摄影师吴印咸写的一本书，他给的有关计算曝光时间、曝光速度、光圈大小的公式比较好用，使我受益多年，直至1981年买到半自动的照相机。照相的取景也有许多学问，我在实践中也一一遵循，大部分人对我照的像比较满意。此外，我还学了自己印照片。在我经济最困难的岁月，我自制了冲胶卷、洗照片的简易设备，特别是照片放大。由于要暗室工作，我通常在夜里进行，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越来越接近专业水准时，有很大的满足感、成就感。到了凌晨，一夜的辛劳换来了一批照片，疲劳换来了喜悦。在北大学习的摄影技术，伴随我几十年，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的时刻，也为家人、朋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和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的儿子——王缉志是同班，后来又同一个寝室。缉志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比我小一岁），十分聪明，是我在北大六年中最要好的同窗。有一次我动了一个小手术，走路必须很慢，课间换教室时我会迟到，王缉志是班上唯一有自行车的同学，
毫不犹豫地将自行车借给我骑一个星期。他的母亲夏蔚霞女士在数力系图书馆工作，出生于有钱人家，气质高贵，为人和蔼，我很喜欢和她聊天。她告诉我，王力和她恋爱时，少讲了十岁，但她并不介意，讲她们现在很般配。有一天，北大全校动员消灭臭虫，我们要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室外去暴晒，宿舍里将床卸开，然后去大食堂用水煮或烫（那次没有使用任何化学杀虫剂，是环保的，对我们的健康是个保护）。缉志母亲到我们晒东西的地方和我聊天，至今那慈祥的笑脸仍在我的脑海中。
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在北京举行，中国希望能得男子团体冠军，因为在二十六届国际比赛中，容国团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全国人民很想观看比赛盛况，穷学生是没有机会去北京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那时学生们既没有收音机又没有电视，只能看次日的报纸。缉志十分理解同学们的心情，他父亲住在北大燕南园的小洋楼里，有很大的客厅，也有一个电子管的苏联制造的14英寸电视机,
那时电视机是稀有之物。缉志有五个弟妹，他们的同学也想看实况转播。于是缉志及其弟妹们决定发票请同学轮流去他们家看比赛。我荣幸地受到两次邀请，包括团体决赛。王力是学部委员，一级教授，是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子女能如此对待同学，十分可贵。当时王力出版了一本通俗小书"诗词格律"，告诉读者如何吟诗作词，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书的附录给出了仄韵的检字表，使用时十分方便。我作的几十首诗大部分参考了这本书的表。
缉志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文革中认为心理学是伪科学，将研究所取消。文革后，他是四通公司（Stone）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公司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四通打字机发明人。四通公司当时名震中外。2008年，他来珠海小住几天，告知他已退休。附上的照片是我请他及其嫂夫人，以及另外一位同窗（蔡伟清）夫妇在珠海"食神"吃饭时的合影。
北大数力系57级概率班毕业照
中：梁大周，程士宏，王缉志，李灏，李中奇，温丹忱，张效男，欧俊豪，韩士杰，李庆承，李启虎，方开泰，郑颖，龚敏森，孟道骥
前：袁荫棠，范培华，蓝以中，马希文，张尧庭，张俊秀，陆元灼，段学复，胡迪鹤，龚光鲁，李维相，吴新瞻，张文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