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钦差大臣
196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派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力金（空军第二政治委员）、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委）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
1967年6月29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不合时宜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和炮兵团派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
军队领导干部的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双方面都不要搞打、砸、抢。双方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双方要达成协议，不要抓人、不打人。双方保证不组织农民进城。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
王力特别说了“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只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但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左派不占优势的单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要管起来。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这样的单位，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
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起来。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在军队手上。
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李成芳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传单一出来就糟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
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为就地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
谢富治在昆明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还说：
错误在于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大方向，也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和团结大多数。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
会上，李成芳就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作了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