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赵健民面见康生

1967年2月下旬，面对云南省的混乱状况，赵健民觉得自己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便来到北京，要求面见山东老乡康生谈谈文革问题。

2月28日晚，赵健民得到康生接见的通知，如约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位秘书将他领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群众代表谈话，请他稍候。赵健民就坐在小会议室里等候，疲倦不堪的他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

正当他睡意正酣时，秘书把他叫醒，说：康生同志要来了。赵健民赶忙起身，整理衣襟，看了一下表，已是3月1日一时。

待康生坐定后，赵健民认真地向康生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从云南的情况看，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他建议，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

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用这样的方式来监督领导干部？

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时说：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他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听完赵健民的讲话后，康生问道：“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赵健民不假思索即回答：“不就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说：“那只是一方面，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

他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

至于开党代会，康生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赵健民看表，快三点钟了，觉得康生忙了一天，凌晨还接见他，不忍心再多谈，就起身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