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  补拙野史 

血溅军医校

1967年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的“炮派”借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成立“五一兵团”，邀请昆明军区军医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宣传队为“五一兵团”成立大会演出。军医学校的“红色革命造反总队”(简称“红总”)得到消息后，尾随“联指”到昆明机床厂。

昆明军区军医学校的“联指”与“红总”是文革中势不两立的群众造反组织。“联指”的头头和大多数成员都是遵守纪律，服从领导，认真学习的学员。他们中不少人是班级的干部或小组长。文革初期，大多没有带头造反。他们属于昆明的“炮派”。“红总”的头头和大多数成员大多不愿循规蹈矩，爱说爱闹，有的甚至是被领导视为“落后份子”，他们军医校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拨人。他们属于昆明的“八派”。

当宣传队表演至“火炬舞”节目时，遭到机床厂“八派”组织“一一·八战斗兵团”（1966年11月8日从厂部步行10多公里到昆明市委造反，为纪念造反的光荣时刻，故以“一一·八战斗兵团”为名）和军医学校“红总”的冲击围攻，会场顿时大乱，演出停止。

演出队退出会场后上车回校，又遇到“红总”在厂门口设下的路障，欲退无路，在厂内被围攻了一夜。27日上午，两派调集大批武斗人员聚集昆明机床厂，省军管会闻讯，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才撤除包围圈，“联指”人员于27日返回学校。

5月28日上午，昆明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和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院校、厂矿“炮派”组织约2000多人，到军医学校声援慰问被打伤的“联指”人员。下午，“联指”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邀请了步兵学校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校外“八派”配合“红总”的冲击大会。他们高呼：“不许老保翻天”！“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等口号。搅乱会场。

大会无法在操场上进行，转移到学校礼堂继续开会。“红总”将礼堂团团围住。与“联指”对骂，扔石块砖头，打碎窗子玻璃，攻守双方发生激烈的对抗。地方的“八派”经串连发动，约3万多人前往军医学校支援，把礼堂层层围住。黄兆其亲临现场指挥。通过高音喇叭向礼堂内的群众发出限令第二天七点前向造反派即八派投降。“联指”群众拒绝投降，被围困在礼堂整整一夜。

5月29日晨7时，最后通牒时限已到，黄兆其下达总攻击令，随着一阵凄历的军号声，八派发起冲击，一些人爬上礼堂房顶揭开顶瓦，往下撒石灰、农药“六六六”粉，投掷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冲击礼堂的门窗。礼堂大门被撞开后，“八派”人员蜂拥而入，见人就打，棍棒声与惨叫声震天动地，到处散落着鞋子、帽子、书包。被打伤的人仰天惨叫，被打晕的人伏地翻滚。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搏斗，八派制服了“联指”的学员、炮派的学生、工人。勒令所有“俘虏”双手抱头，将他们押解到昆明工学院四号楼，囚禁在教室里。被关押的人数不下3000。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300多人赶到现场，隔离外围的“炮派”增援队伍。“炮派”在民族学院门口抓了前往军医学校增援的“八派”头目刘殷农等人，气氛更为紧张。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省、市军管会领导人黎锡福、张力雄、刘懋功、段思英等到现场调解，召集两派头目做工作，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出双方被抓人员。

当天下午，“炮派”组织数千人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对着军区大楼高叫：“严惩‘五·二八’、‘五·二九’肇事者”！“还我红炮手”！“李成芳（昆明军区政委）挑动‘八·二三’镇压红炮手罪责难逃！”

炮派还在军区门口召开“控诉‘八二三’、‘红总’暴行大会”。

“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